《窗里窗外》作者： 林青霞【完结】 看到这个书名，我就知道，青霞受《窗外》的影响，实在很大。她的十七岁，以至后来的电影岁月，都在《窗外》的开始下而改变。我常常想，如果青霞没有拍《窗外》，她现在会有怎样的人生？一定过着另一种生活，或者平凡，或者不平凡，总之，那会是另外一个“青霞”。 我认识的青霞，美丽、飘逸、青春、纯真，而且充满了灵性。至今，我没有遇到过第二个可以和青霞媲美的女子。所以，每次有人访问我，问我用了那么多女演员，最喜欢的是谁？我都会很诚实地回答：“林青霞！她是我心中永远的青霞。” 青霞最好的年龄，都在我的电影里度过，也在我家度过。常常拍完戏，到我家谈到深夜，少女的小秘密，我知道。刻骨铭心的初恋，我知道。狂热的追求者，甚至追到我家来。她的许多故事，都曾在我眼前发生。我和她，不止是工作上的伙伴。也在那段时间中，我成了她的大姐姐，几乎无话不谈。 岁月一年又一年的过去，青霞去了香港，继续发光发热。然后，恋爱结婚，退出影坛，生了两个女儿，成为妻子与母亲。这时期，我们偶尔见面，偶尔通电话，每次见面和通电话，依旧有说不完的过去与现在。 然后，青霞开始写作，她也把发表的文章电传给我。她的文字流畅，简洁，许多小品，写得亲切感人，我这才惊觉到她在写作上的才华。她的文章，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夸张的描写，只是自然而然的，把她的所见所闻所感，或是她的人生小体验，她某段时期的心路历程……一篇一篇，写成了这本散文集。 所以，这本书中，有窗里的青霞，为了和女儿沟通学电脑。有窗外的青霞，在旅途中和偶尔相遇的孩子，作《一秒钟的交会》。这个窗里窗外的青霞，正在用成熟的心态，走进另一个境界。她不再饰演别人，她开始找寻自我，甚至是在“发掘”自我。在发掘的同时，她也发掘着人生的真谛。这样的青霞，我实在喜欢。 《窗里窗外》不是一本长篇巨著，不是丰富的豪华大餐。它像是喝下午茶，在靠窗的雅座上，一本书，一杯茶，一点可口的小点心，你可以坐在“窗里”读它，偶尔抬头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也可以坐在街边的小咖啡座上，叫一杯香醇的咖啡，悠闲地读它。不时看看身边的人群，如何生活在“窗外”，心系着“窗里”。无论是“窗里”或“窗外”，这将是一本让你可以浏览，也可深思的书。 当媒体正在报道青霞如何幸运，有豪富的老公，为她打造多少多少亿的“皇宫”时，我正看着青霞的《窗里窗外》。我没有看到那个“皇后”，如何在皇宫里享受着她的“三温暖”。我看到的，依然是我那纯真飘逸的青霞，坐在灯下的电脑前，写着她的所遇、所思、所感、所惑……体会着她人生中的“三温暖”。 琼瑶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按说，圈子不同，年龄差一截，怎么会跟她交上了朋友？旁人不解，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奇妙。 第一次跟林青霞晤面，是在她家的前院，只见她一身素净，一脸亲切。没多久，我们坐在院子里，树荫下。 一切都自自然然，不必寒暄，没有客套，我们聊起天来。几个小时过去了，风在树梢轻轻地吹，热茶喝完一杯又一杯，精美的小食没怎么碰过，我们却谈起了文学、创作、父母、兄长、儿女、生命中的点点滴滴。那天辞别时，她送我到门口，一手轻轻挽着我，另一手替我拿着重重的书。 青霞说，四十岁以前，她因为拍戏忙，没时间看书；四十岁以后，她爱上阅读，闲来也会写几笔，锁在抽屉里。其实，过去的经历如许丰富，怎可不好好记下？没写的，都会随记忆逐渐淡去；目前的生活尽管温馨，不凝聚在文字里，也终将成为难追的往事。写吧！我说。 从何写起呢？写自传吗？用编年体吗？由大时代背景说起吗？不久，法国印象派绘画珍品在香港展出，我们相约去看画。我最喜欢莫奈（Glaude Monet），在法国留学时，已经饱览大师的杰构，也参观过他那位于吉维尼（Giverny）的故居；在姹紫嫣红的花园里，拱桥上，低徊流连，消磨过不少时光。莫奈喜欢在某一时期反复描述同样的主题，如白杨树、稻草堆，而最脍炙人口的，当然是鲁昂大教堂（Cathédrale de Rouen）。从一八九二到一八九四年间，他在教堂对面的小店二楼，租下一间房间，不时凭窗眺望，随着阴晴晨昏光线的明暗，朝暾夕照色彩的变幻，绘出数十幅以教堂为题的不朽名作。“你看，每一幅画都因为捕捉的角度不同、运用的色彩有别，而产生出独特动人的丰姿,”望着莫奈《鲁昂大教堂：阳光的效果》、《棕色的和谐》两幅画，我对青霞说，“因此，同样的主题，可以写了又写，说过再说，从不同角度切入，自会呈现出千变万化的面貌。” 过些日子，青霞的文章一篇又一篇自笔端涌现，在《牵手》、《家乡的风》、《只要姥爷你笑一笑》里，她写挚爱的父亲，同一主题，在多篇文章中反复吟诵，孺慕之情，让人读来既感动又心疼。她也写好友，徐克、施南生、杨凡、张叔平……众人各有特色的形象一再重现在字里行间。在圣严法师生前，青霞写了记述法师重要的开示与箴言。其中最发人深省的是：“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青霞说：“在我生命里最不可承受的痛时，因为用了它而顺利过度。人世无常， 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经常把这些话送给朋友，他们也因为渡过内心的难关而感激我。”初识青霞时，她父亲仍然健在，而我自己更椿萱并茂，谁知同在二零零六年，林老先生溘然长逝，我挚爱的母亲撒手尘寰，到二零零八年，最亲爱的父亲也返回天国。多少个夜晚，我们在电话里因痛失至亲而互相倾诉，彼此扶持，青霞文章里提到的大师箴言，的确曾助我抚平伤痛，重拾心情。圣严法师圆寂后，青霞再以《大师的风范》一文，来叙述与大师相交的一段情谊。 我仿佛看到画家的笔触在描绘同一个对象，丽日下、晚风中，分别呈现出灿烂辉煌的光彩与凝重端庄的色调。（本书中青霞将有关大师的两篇文章重新编排以《大师的风范》为名，合成一篇。） 青霞最擅长写人物，黄霑、林燕妮、张国荣、徐克、张叔平、琼瑶，乃至“穿着黑色貂皮大衣的男人”，经她三言两语，都在笔下活灵活现。青霞更会说故事。有一回，跟她坐在君悦酒店（Grand Hyatt）的咖啡座，听她说起与三毛相交以及三毛亡故后几次托梦的事。言谈间，生动的语调，加上传神的表情，更显得绘影绘声。她说得兴起，我听得入神，结果，两人都忘其所以，茶也没叫，只喝了两杯白开水，放下小账，就匆匆赶下一场节目去了。三毛的故事，后来就记述在《三梦三毛》里。 施南生说过：“青霞最大的本领，是很会交朋友。”的确，她爱朋友，朋友也爱她。青霞开始写文章了，周围的朋友似乎比她更投入、更兴奋。她写好文章后，每每会传给所有的朋友看，于是，四面八方的响应，如波涛、如浪潮，一层层涌现而来。“这里该加一句，那里得删一点，形容词多两个，成语再添一二……”种种意见，善意的、衷诚的，给予她极大的鼓励。当然，朋友之间意见相左时，也往往使她困惑，不知如何取舍。“跟从你自己内心的感觉吧！”我提议道。每次见到青霞，最欣赏她素净优雅、大方得体的装扮，私底下，从没见过她穿金戴银、花团锦簇的模样，这种清新的风格，独特的韵味，正是她与众不同的地方。文如其人，青霞散文中淡淡的笔触，就如她清丽脱俗的素颜，又何需刻意去画眉点唇、浓妆艳抹呢？ 其实，从开始写作，到结集出书，几年来青霞一直在不断寻找、不断求进、不断突破。有时，她来电说：“这两天，我在看沈从文。”又有时，我打电话过去，她说：“昨天，我在背《兰亭序》。”我们很喜欢互相赠书。刚开始时，青霞喜欢看富有哲理的作品，我送了她杨绛翻译的《斐多》，她看后深受启发，还买了几十本分赠友好。季羡林的散文也是她十分欣赏的。看了季老写的《老猫》，青霞高兴地说：“这么出名的大学者也写得这样平易近人，那我可以放下心来，好好去揣摩写作之道了。”这以后，青霞一方面开始悉心阅读，看高克毅、黄宗英、林文月、白先勇、傅雷、董桥等众多名家的作品，从中汲取养分；一方面也建立信心，掌握到自己朴素明净的风格，摸索出一条得来不易的创作之路。 林青霞的心园是一片净土，没有雕阑玉砌，没有繁花杂草，有的只是碎石小径，柳条木凳，一棵棵影影绰绰的大树，都伫立园外、围侍在侧，清晨时送上鸟鸣，晌午时替她遮荫，夜来风雨声中，淅淅沥沥，扶疏的枝叶为她带来诗情与禅意。正由于心如明镜，下笔时才能一字字、一句句，出于内心，发自肺腑。 说起来，这位旁人眼中的天皇巨星，居然从来不知自己长得美，不觉自己写得好。不知多少回，曾经见她谦逊自省，虚心求教，例如请教倪匡、请教董桥、请教月刊的编辑、报纸的主笔，以及所有教文学的、摇笔杆的朋友。众人的意见，她都广纳博采，然后，一篇又一篇，一遍又一遍，熔铸在自己的文字里。青霞喜欢写，更不怕改，为了一个字、一个词、一个标点，她会不厌其烦，修改上十次八次。每改一次，她都会把文稿传上，然后再跟我细细讨论。她这种自淬自砺的本领，不知是否当年在片场里，为拍好一个镜头、做好一个表情，而一练再练给磨出来的？ 叶嘉莹教授在《陶渊明饮酒诗讲录》中，曾经说过：“在中国所有的诗人里边，如果说是作诗的态度最真诚的，不雕琢，不修饰，不夸大，不欺人自欺的，那陶渊明是最了不起的一个作者。”叶教授更提到金代诗人元好问论陶诗的话：“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这两句话，也恰好可以用来形容青霞的文字。她的文章不浮夸，不用典，不雕章琢句，然而却情深意挚，处处见真淳。 有一位朋友，本身是一名才女，却非常仰慕青霞，说她美艳不可方物，令人不敢逼视。其实，青霞的美，不在于艳若桃李、灿似骄阳。她的美，是由内心焕发出来的，唯其真，唯其诚，方能有诸内而形诸外。英国浪漫派诗人济慈（Keats）曾谓：“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观乎青霞其人其文，的确是这句名言最佳的体现与诠释。 几年前，青霞跟我经过九龙塘的书店，我曾经对她说过：“有一天，你的书也会陈列在书架上。”如今，预言成为事实，青霞在辉煌的电影事业之外，第一本文学创作已经面世。这是几年来，她以不眠的夜、不懈的毅力，一字字、一句句酝酿而成的。喜欢青霞的朋友，此后不必在大街小巷日夜守候去捕捉她的身影，只为一个眼神、一个笑靥、一个签名……要亲近青霞，最好的方法，莫如阅读她的文字，倾听她的心声，细细体味她书中淡淡的笔触、浓浓的情。 在此谨贺青霞笔耕有成，俯看一片青葱，仰望满天丽霞，俯仰之间，悠然进入文学的天地。 金圣华 毕竟不是同一辈的人。读林青霞文章有些段落觉得她可以再写深些，有些情节她着墨稍浓，我想着替她冲淡些，再一斟酌，还是轻轻放她过去：过些年她的视野会变，笔锋会变。我开玩笑说过她没大没小，其实她这个人讲分寸，讲礼数，讲操守，写文章绝不草率，幸亏我从来不在她原稿上多动红笔。没大没小说的不光是做人的规矩也是作文的忌惮，随随便便增删她的文字，没大没小的不是她倒是我了。 认识林青霞之前我先读过她的几篇小品，觉得亮堂极了，觉得她应该腾点时间和心绪在这段路上多走几步。我跟马家辉说了。我也曾经想过约她写稿，转眼又嫌折腾，嫌麻烦，嫌唐突，拖淡了。人老了许多事情徒有那份诚心没有那份耐心。偶然拜读很少几篇新秀的好作品心中欣喜是一回事，着意鼓励似乎多事了。多事不好。像我这样的老头子还学不会不多事那叫不长进。说得再白些，饭局茶座酒会我都嫌烦，好朋友随兴随意不约而聚反而开心。奇怪，那回林青霞找金圣华约我一叙我倒一口答应了：我想我真的很想欣赏一下她绝代的风华。 林文月那篇《午后书房》写她“睡了一个失眠的午觉”坐在书房里随想随写。林先生说她“独坐良久，倒也未必是一直专心读书写作”，偶尔重读远方来信，偶尔什么念头都没有，偶尔安享这个宁谧的斗室，自在而闲适：“天色已昏暗，我本想让吊灯也亮起，可是并没有走到门口去开那个开关，反而顺手把台灯关熄；于是，薄暮忽然就爬进我的书房里。”林青霞告诉我说她要出文集的时候我想起林文月用了这篇《午后书房》做她一集散文的书名，林青霞是夜猫子，读书写作好像都在午夜，她的文集似乎可以改林先生一个字题为《午夜书房》，稳健，写实：“有一次从外面吃了晚饭回到家，经过梳妆台，突然想到什么，怕一会儿忘记，马上伏在桌上写，不知不觉坐了几个小时，窗外传来鸟的叫声才知道天已亮了，看看镜中的自己，不觉失笑，原来我脸上的妆还没卸，耳朵上的钻石耳环正摇晃着，低头一看，一条蓝色丝质褶子裙，脚上竟然还穿着高筒靴，时钟指着六点半，正是女儿起身吃早点的时候，赶忙下楼陪女儿。” 这段叙述直接，干净，清楚，素笔描写回家伏案到天亮的过程，一连用了十六个逗号不滞不塞。我初读觉得三处逗号应该改成句号；再读，有点犹疑了，不改了，生怕改了坏了那朵浮云那弯流水。林文月说文章像行云流水自然无滞，那是作者把文章写成如行云如流水一般自然的效果，跟雕琢过的文章一样，是作者费过心的经营和安排。林青霞每回要我改文章我总会想起林先生这番体悟，尽量不去改动她的经营和安排，顶多替她挪动几个标点符号，林青霞于是说“董桥很注重标点符号”。我原想改为句号的三个地方是“马上伏在桌上写”；”窗外传来鸟的叫声才知道天已经亮了”；“脚上竟然还穿着高筒靴”。拿着红笔几番踌躇之际，我回头看到这篇《新书自序》第四段第一句话说“马家辉是我的伯乐”，句号：她下标点显然都盘算过了。我踏踏实实收起了红笔放任这段清溪潺潺流荡。 一天，我在陆羽茶室遇见林青霞的一位影迷，五六十岁的绅士，西装领带袖扣考究得不得了，说是从来没有错过林小姐的电影，林小姐刊登在报刊上的文章他也从来一一拜读：“拍过百部片子的人了，身上怎么说也养着不少文学细胞，”他说，“确实是个会写文章的人，只是一生如意，未经磨难，篇章里少了三分沧桑！”是初识，我笑了笑没有跟他深谈。文学真苦，真冤，这位先生说的这番传统观点我听惯了。文章其实只分好坏，不分哀乐，真要林青霞受苦受难才写得出惊世巨作我情愿她不写。上星期读洪深女儿洪钤写女作家赵清阁，我心里难受得要命。她说一九五零年二月上海召开第一届文代会，赵清阁受命在会上公开自我批判，她不肯谈政治只肯谈创作谈文艺思想，她满腔委屈在会上一边讲一边流泪，台下听众还以为她检查深刻，忏悔饮泣。会后，赵清阁默默走出会场，张爱玲从大门外迎上来跟她握手，什么都没说，“一切尽在不言中”。不久，张爱玲迁来香港前约赵清阁到咖啡馆话别：“张爱玲可以离开，可赵清阁阿姨无处可去”，她留在上海承受生活、工作、经济、感情的压力，闭门谢客，闭门酗酒，闭门抱恙，直到替上海电影公司写剧本《女儿春》她才“出山”，九九年八十五岁去世。洪钤这篇文章叫《梧桐细雨清风去》，写尽赵清阁一生不愿意写的大悲大痛和大难。我书房里她画的那幅小小设色花鸟还在，笔意跟她的容颜一样清秀，一样脱俗。 美了几十年，红了几十年，林青霞一定有点累了。读她的作品我起初只顾认文不认人，忘了有些事、有些人、有些从前、有些现在、有些未来别人可以放手放心写，她不可以。认识久了些，交往深了些，我渐渐熟悉她的避讳和她的考虑，读她的文章我于是多了一层体念和体惜，尽量迁就她细致的顾忌，尽量在她的框架里给她说说一点措辞上的意见。当然，文章里有些环节我觉得她应该放松写的我也轻轻提醒她：谨慎惯了她难免忘记写作的尺度可以比做人的尺度宽绰些。我在台湾上过学，林青霞在台湾成长。我的台湾是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荒村鸡鸣，断桥蓑笠；她的台湾是七八十年代的台湾，旧民国的教养还像柳梢的月色那样朦胧，带着淡淡的矜持楚楚的爱心还有庭院深深的牵挂，茶室里那位先生说的文学细胞也许是这些养分的功德：“隐隐作痛的感觉挺好的！”前两天她在电话里说起脚背撞伤忽然迸出这样一句话。果然是隐隐然的一份眷注，林青霞的写作历程不缺伤逝的隐痛，不缺哀乐的反省，那已然够她下半辈子消磨了，谁还忍心稀罕梧桐细雨里一波接一波的大悲大痛和大难？纵然不是同一辈的人，她字里行间的执著和操持我不再陌生，偶尔灵光乍现的感悟甚至给过我绵绵的慰藉：我们毕竟都是惜福的人。 董桥 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一日 在从金边到暹粒的飞机上，青霞坐我旁边，她说：“一生都在演艺，总觉得没有好好修行。” 我正在看巴黎吉美（Guimet）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唐代敦煌不羂菩萨画像。画像四角有“歌”“舞”“嬉”“鬘”四位供养菩萨。 我就说：“‘歌’‘舞’‘嬉’‘鬘’也都是修行，修行可以不着于相吧！” 青霞很美，美是负担，可能也是修行的开始。 在吴哥窟时，青霞已经开始随手做一些小品笔记，我陆续在报章杂志看到。多年不见，青霞要以文字修行了。 青霞平安。 蒋勋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日于八里淡水河畔 《窗里窗外》其实是一本迟到了十八年的书。 这是我最近才从台湾出版界听来的故事版本：大概十八年前，曾有出版社联络了林青霞，跟她坐下来，认真地、好好地讨论给她出书的可能性。当时负责这项企划个案的好编辑亦是好作家，他认定林青霞在华人影坛是“美丽的代名词”，所以打算从一个较高的审美视域而不仅仅是“从影回忆录”之类的八卦猎奇角度去理解、诠释她的生命经验，书内文章由林青霞亲撰最好，由专人代理亦行，底线是该书的关注焦点乃生命路途上的幽微细致而不仅仅是水银灯下的炫目花边。 然而其后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企划中止，个案暂停；林青霞的出书理念一搁就是十八年。 幸好十八年后的今天终于有了《窗里窗外》。 这虽然是一本迟来的书，却必是一本超越当初构思理想的书，理由是林青霞在过去十八年积累了更曲折深厚的生命经验，先为人妻、再为人母、影坛暂别、父母离世……十八年间她饱尝了人生路上而不仅仅是舞台布景的风云色变，她拥有了源于血肉的剧本出于肺腑的台词责无旁贷的戏份，她是监制亦是导演更是演员，个中深刻蚀骨自非昔时岁月所能比拟。 而尤其关键的是，林青霞选择了提笔细述如此种种苍凉和愉悦，又选择了用散文形式而非许多人期待的自传去忆记昔日的高亢与灰沉，于是，读者有幸如在实景现场般透过文章跟她同喜同悲，在由方块字筑起的舞台上，遂出现了一个灵气流转的林青霞。 亲自提笔是重要的。因为精准。你的喜怒你最懂，决定用哪个字词跟世人见面，不会有人比你更有资格发言。文类形式亦是。当你告诉读者“这是一本自传”，所有人都会对内容的完整及记忆的完备产生了既定的预设，作者亦有责任承担这种预设，所以必然失去自由。散文则属于另一类回忆坐标，毋需系统，不限时序，读者和作者皆可随心所欲地在文字场景里游移漫步，写其所写，阅其所阅，互不相欠。 打个比喻好了：写自传如盖房子，大门走廊客厅饭厅露台厨房厕所寝室统统有个理之所当的相对位置，结构严密，含糊不得，稍为失序即觉有异，但以散文承载回忆则像培植一座私人花园，栽花种草尽是女主人的性情抉择，花草的品种与布置皆由女主人说了算，不存在什么合不合理的争辩空间。繁花盛放，姹紫嫣红，偶尔亦有异树奇枒，而既然女主人愿意把花园开放，苦苦守候了十八年的我们，当然急不及待游园观赏。 《窗里窗外》收录了四十多篇长短不一的散文，主题大致分为三类：怀人忆旧，影坛细说，当下感慨。三类文章各有指向，一方面从互异的角度铺陈出作者在不同时段里的生命场景，另方面又互有指涉地共同显影了作者的灵动善敏，仔细阅读必可发现，无论把笔触指向何时何事何处，林青霞其实都在或明或暗地追问事情为何变得这样以及假如不是这样又到底应该变成哪样。因此，与其说林青霞在向读者重述记忆，不如说她在为自己重整记忆；生命经验的积累毕竟够多了，她不止是在recalling, 她还在re-positioning；她不止在记事，她还在理解、诠释，并且不断叩问事情背后的可能意义。花园里的桃红柳绿，由此特别耐赏。 这四十多篇文章的起点是《沧海一声笑》，写于二零零四年十一月；那是林青霞的第一篇散文，纪念患癌病逝的黄霑。那是我代表香港《明报》“世纪版”向她约的稿子，而我之所以敢于提出邀约，事缘于某个夜里我们在施南生家中聊天，她谈及曾有一段日子每当从台北返港，车子走在大屿山的笔直公路上，她望向窗外的天空与灯火，心情顿然舒畅，因为她在台北悉心照顾父母亲，常须面对医院里的生老病死的低沉气氛，情绪难免郁结哀伤，心头眉头皆压抑得紧……那夜我半躺在松软的白沙发上，呷着施大姐的红酒，抽着徐克的雪茄，微醉，静静聆听林青霞对于景物和心情的细致描述，忍不住暗暗对自己说，她能写。 于是后来我便拨出了邀稿的电话。于是后来便有了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于是后来林青霞很明显已经欲罢不能，在报纸杂志上写得越来越勤快，由香港而台北，由台北而上海而深圳而大陆，或是首刊或是转载，在许多城市的媒体上都能看见她的笔墨。于是再后来便有了这本《窗里窗外》。 林青霞在自序里忆及最初的写作经验，表示“当初如果知道他不会好好改我的文字，我一定没胆子公开，那么我的文章就只能放在书房的抽屉里了”。这显然稍嫌过虑。自问没资格替别人改文章，更深信写作是漫长孤独的探索历程而非考试作业，各有一套风格盘算，没有太大的改动余地，我其实倒过来经常讶异于林青霞对于写作的认真，曾有许多个凌晨深夜，我和美枝被传真机呜呜响声吵醒，不必查看即猜得到是她传来稿子；第二个晚上，又是凌晨深夜，稿子又来了，原来是修订版；再来往往又有第三版第四版，林青霞总是小心翼翼地对待自己写出的每个字词，好坏美丑，她都尽了力去承担。 我忘记了曾否对林青霞述及一桩小事：在她初次发表文章之后，我遇见董桥，他瞪大眼睛问我，“林青霞写得相当好！是她自己写的吗？有人代笔吗？有人替她改吗？”我一边笑着摇头，一边因为董桥的惊艳而替林青霞感到高兴。若知此事，林青霞应能多点自信。 不管是筑盖房子抑或经营花园终究都不容易，而最难得的是亮丽起步。我隐隐感觉站在起步点上的林青霞已经尝到了文字的美好，所以她一定停不了，所以她肯定继续写。或许终有一天，除了一座茂盛的笔墨花园，林青霞还真的会把一幢华丽的文字房子展现于我们眼前；或许，我们不必再等另一个十八年了。 马家辉 我们的妈妈，她的生命里充满着传奇的色彩。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从别人的口中听过许多有关她的故事，在网上也经常发现她美丽的倩影，别人眼里的她是女神，是万众瞩目的天皇巨星，在我们眼里她却是个天天追着我们穿衣服，一会儿怕我们热，一会儿怕我们冷的妈妈。 妈妈息影成家后，因为生活的转变，一度感觉迷茫，不知何去何从。记得小时候经常看她拿着笔和一叠稿纸，写写想想，想想又写写，问她在写什么，她说她在把心里的话写出来，写出来她就舒服了。 妈妈是个夜猫子，晚上不爱睡觉，有无数个夜晚，到她房里找她聊天，她总是伏在梳妆台上写东西。一见我进门就眼睛发亮，仿佛找到了唯一的读者，她拿着稿纸像小学生一样，要求我听她读她写的文章，我见那一地揉成纸团的稿纸，和她手上的墨水印，只好勉为其难地听一听。 她的声音充满了感情，她的文章也充满了感觉。我喜欢听她读她写的文章，我会很专注地听，然后告诉她我的意见，她也虚心地记下所有我的提议再做一些修改。 记得有一晚我从她房里回自己房间睡觉，第二天放学回家，她还是坐在原来的位置写同一篇文章，就像是一个作家，其实，更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看到她被自己的文章感动而脸上绽放着喜悦的光芒时，我真为她高兴，我为她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寄托而高兴。 妈妈的文章就跟她人一样，那么真，从她的文章里，相信读者也会跟我一样地了解她，接近她。 邢嘉倩 一个清晨我背着书包到楼下吃早点，经过妈妈的房间，看见房门底下透出一道光线，我好奇地推开门，见到妈妈背着我坐在梳妆台前，她左手捂着头，右手拿着笔，那支笔在她手中转来转去。镜子里，她眉头微皱，正在努力地思考着。我问妈妈：“你怎么还不睡觉啊？”妈妈摸着我的头说：“我要出书了。”我听了之后十分开心，真为妈妈感到自豪。 邢爱林 妈妈在写毛笔字，我也在旁边写，我写：“天有云，地有花，红红的花，白白的云。”我妈忽然说：“这是一首诗呢！是你自己想的吗？”我吓了一大跳。点点头，本来后面还要写“我爱花，我也爱云”，被她一吓我就不写了。但是以后我就常常写字在妈妈的镜子上。 邢言爱 写作出书从来不在我的意料之中，也是我不敢做的美梦，正如拍电影。 如果不是黄霑，如果不是马家辉，我不会有勇气走出第一步。 黄霑临走前两个月跟我邀稿写专栏，我没敢答应。他走后，为了追忆他，我写了第一篇文章《沧海一声笑》。黄霑追思会那天马家辉帮我刊登在《明报》“世纪版”。许多朋友看了鼓励我，支持我，增加了我的信心和兴趣，从此有了第二篇、第三篇乃至第五十篇。在黄霑追思会的前两天，我坐在梳妆台前，拿出稿纸和笔，一下笔就没停过，如有神助地写了两千多字，仿佛是黄霑带着我写。到了天亮，我打电话给家辉，问他愿不愿意登我的文章，他看完回了个电话：“明天就登，一字不改。” 马家辉是我的伯乐。他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要求我写专栏。不知道他是真的认为我能写文章，还是以为明星写什么都有人看，也不知道他是真认为我写得好还是懒得改，有时候被我逼急了，也会给我点意见。当初如果知道他不会好好改我的文字，我一定没胆子公开，那么我的文章就只能放在我书房的抽屉里了。 为什么会写第二篇《戏里戏外都是戏》？因为杨凡的好朋友正要发行邵氏公司的旧作《金玉良缘红楼梦》，杨凡催了好几次，要我写一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 在写第三篇《小花》那段时间，正处于港台新闻媒体对我无中生有蜚短流长的报道中。见了柬埔寨吴哥窟石缝里的小花，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于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感受。 第四篇《牵手》原名《父亲》，是在跌跌撞撞满身淤紫的情况下写出来的。那时候父亲刚过世，我整个人就像一摊烂泥，东倒西歪的，整天拿着笔和几张纸，一心想把我和父亲的情感记录下来。 第五篇《华丽而温暖的城市》是为马家辉的书《爱恋无声》写的序。在写作圈还是幼儿园阶段的我，要为博士写序文，真是难为了我。那段时间父亲刚离世，我带着哀伤的心情到美国洛杉矶安葬老父。因为一早答应了家辉，不好推，交稿又有期限，只有带着还未集结成书的稿件在飞机上一张一张地阅读。因为情绪尚未从伤痛中回复，经常是拿着笔对着稿纸半天写不出一个字，这才深深体会到以写作为职业的人，那种被催稿的心情。当时心想，还好我不是靠笔吃饭，因为那写不出东西又要准时交稿的煎熬，实在太痛苦了。 第十一篇《有生命的颜色》是给金圣华教授的翻译诗集《彩梦世界》写的序。金圣华是我的缪斯，她很鼓励我写文章，常常给我打气。每次见她以前，我总想挤出一篇文章，一方面是不想辜负她，另一方面也想听听她的意见。在和她谈话的过程中，经常会因为她的一句话，触动了我的灵感而完成一篇文章。从我的第三篇《小花》开始，她就成了我的把关师父，每篇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必定是她。我可以从她的声音中感觉到文章的好坏，她总是用那清柔悦耳得像小女孩雀跃的声音说：“青霞啊！好棒噢！你好会写！”我也总是兴奋地呵呵笑：“真的？真的？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好高兴噢！”接着：“不过有几个字你要注意。”有时候她会说：“这篇完全不用改。”就这样她带着我一路走上写作这条路。五年前我们到又一城商场逛书店，她指着书架上的书说：“青霞，你想象一下，几年后你的书就会放在这书架上。”当时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这本书如果可以出版的话，她绝对是我的推手。 在学校上写作课的时候，老师总是教我们写作要有起、承、转、合。我写文章经常是想了个头，就一路顺着往下写，写到最后不知道该怎么收尾，只好写个圆满大结局，但总觉得没什么新意，经常为此而苦恼。二零零八年九月我正在写《重看〈东邪西毒〉》的时候，认识了散文大师董桥，我借此机会好好地向他讨教一番，他说得潇洒：“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有大师的一句话，我轻松多了。《重看〈东邪西毒〉》之后，每篇文章都得先过了金圣华那关才敢拿给董桥看。董桥很注重标点符号。我文章里的逗点、句点、惊叹号、问号……在他的调度和修改之下，就更加地鲜活了。 龙应台在辛苦耕耘她的大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时候，还抽空在四季酒店的咖啡座给我私人上了一堂课。她很快地翻阅了几篇我的文章，然后简单地赠了我几句：“不要写‘我觉得’、不要教训人、不要太客气地写我很荣幸我很庆幸这一类的话。写文章有些‘我’字是不需要的。要像雕塑一样，把不必要的多余的字都删掉。”这些话我都铭记在心，谢谢应台。 林燕妮说得好：“文章是脑子在演戏。”我在想，戏是我的文章，摄影机是我的笔，导演是我的脑子。我的写作过程不过是换一种形式演戏罢了。现在人都喜欢用电脑写字，我喜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稿纸上，写不好就把稿纸搓成一团往地上丢，丢得满地一球一球的，感觉就像以前电影里的穷作家，很有戏。 有一次从外面吃了晚饭回到家，经过梳妆台，突然想到什么，怕一会儿忘记，马上伏在桌上写，不知不觉坐了几个小时，窗外传来鸟的叫声才知道天已亮了。看看镜中的自己，不觉失笑，原来我脸上的妆还没卸，耳朵上的钻石耳环正摇晃着，低头一看，一条蓝色丝质褶子裙，脚上竟然还穿着高筒靴。时钟指着六点半，正是女儿起身吃早点的时候，赶忙下楼陪女儿。两个女儿见了我，一点也不惊讶，只淡淡地说：“妈，你又在写文章啊？” 人说写作是一条寂寞的路，在这条路上我有杨凡，他在我还没正式开始写作之前送了我一大堆稿纸，先帮我铺好了写作之路。我有施南生，她为了鼓励我写作破费送了我一套名作家限量版的MONTBLANC笔，让我开开心心地走上写作之路。我有远在洛杉矶的唐书璇、旧金山的幸丹妮，他们在香港的午夜，那边的早晨时刻跟我隔空讨论文章。我有陶敏明、林美枝、黄秀如沿途的支持和鼓励，一点也不感寂寞。每当写出一篇感动自己又感动朋友的文章，那种快感是再怎么辛苦都值得的。 十七岁踏入影圈，至今的三十九个年头里，有无数人写过无数篇有关我的文章，有的有根据，有的却完全是虚构。这是唯一的一本林青霞写林青霞的书。这本书，我以最真诚的态度写出我最真的感受，希望和你分享。 在此我衷心地感激金圣华、董桥、马家辉、感谢琼瑶姊和蒋勋老师在百忙中抽空为我写序，感谢张叔平帮我设计这本精美的书，感谢所有鼓励我、支持我的朋友，没有你们就没有这本书。 林青霞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多年之后再看我的第一部电影《窗外》，仿佛视线模糊了，看到的竟是“窗外”后面的生活片段和“窗外”之后的人生。 那年我十七，就读台北县私立金陵女中。高中三年级，同学们都在准备大专联考。台湾就那几所大学，人人都想挤进大学之门，功课不尽如理想的我，常感焦虑和迷惘，不知何去何从。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注定要走上电影这条路。 高中快毕业那年，我和李文韵、袁海伦两位同学走在当时最热闹的西门町街头，经过天桥前“西瓜大王”冰果室（那时候学生们都约在这儿见面）门前，听见后面两位中年男子正在谈论拍戏的事，我不经意地回头看了一眼，结果那两位男士就跟着我们，吓得我一路从“西瓜大王”跑上天桥。一位男子抓着跑得较慢的李文韵，说他没有恶意，只是想找我拍戏。当时我又瘦又小（还不到一百磅），心想他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他们想请我们喝咖啡，我们不肯，请我们留下电话号码，我们也不答应。直说：“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坏人？”他没辙，只好留下名片，请我们打电话给他，名片上写着杨烈。因为还在上学，回家后当然没有回电话。 高中毕业之后我没考上大学，白天没做事，晚上就到台北车站对面的补习班上课。有一天晚上我和同学张俐仁到“西瓜大王”隔壁的西装店，拿订做好的蓝白花纹喇叭裤。走到街角转弯处，有位矮胖、大肚子、突眼睛的男人，撞了张俐仁一下，问她要不要拍电影，回头又看了我一眼，说我也可以。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跟他拿了名片就走了。这个人叫杨琦。 有一天，张俐仁到我家，两个人无聊，偷偷跑到附近的杂货店门口打公共电话给杨琦。互相推托了一阵，最后决定由我来打，我战战兢兢的。找到杨先生，他说：“你再找四个同学，你们六个人，有一场戏是你们六个美女穿着功夫装，在游泳池边练功夫，大家打打闹闹就掉到池子里，然后你们爬上来，于是若隐若现地看到你们的身材。” 我马上要挂电话，连说：“不演！不演！”他说：“那你要演什么角色？”我说：“我们刚高中毕业只能演学生。”他说：“有一部学生电影正在招考新人。”于是我留下了电话号码，等他有消息再打给我们。过一阵子接到他的电话，约我和张俐仁到咖啡馆，他帮我们填了履历表，带我们到八十年代电影公司。记得当时我穿的是紫色的棉质上衣喇叭长袖，胸口绣着四个大大的白色英文字母LOVE，下着白色喇叭长裤，脚踩当时流行的松糕鞋。张俐仁则穿一条白色热裤和六吋松糕鞋。办公室里有导演宋存寿、郁正春，还有一位谢重谋副导演，他们要我们脱了鞋站起来比高矮。临走时和我们约了试镜的日期。 我们家是传统的山东人家庭，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圈。爸爸、妈妈、哥哥都反对，只有妹妹支持我。母亲为此卧病在床三日不起，于是我打消这个念头。 到了试镜那天，张俐仁要我陪她去。植物园里有六七位女生一起试，导演要求我也顺便试一下，当时用的是八厘米黑白无声录像机拍摄。过没多久杨琦到家里来，说是导演选中了我做《窗外》的女主角江雁容，我惊讶地说：“怎么可能让我做女主角？我以为只是演同学甲乙。” 父母为了保护我，坚决不让他们的女儿走入复杂的电影圈。我对拍电影充满了好奇心，怎么也不肯放弃。母亲苦口婆心地劝我，甚至拿当年最红的女星林黛和乐蒂做例子，她说：“最红的明星到头来也是以自杀收场，你又何苦……”电影公司三番五次派人到家里来都被赶走，最后来了位山东的国大代表。见了老乡三分亲，加上我再三保证，进了娱乐圈一定洁身自爱，母亲才勉强答应陪我到电影公司见导演。记得那天，母亲拿着剧本把所有接吻戏都打了叉，导演连哄带骗地说：“可以借位。”母亲要了《窗外》里演我父母的曹健、钱璐家地址，出了电影公司的门就直奔他们家按门铃。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佣人说他们不在家。我和母亲在门口从下午一直等到黄昏，他们夫妇俩被我们的诚意所打动而开了门。母亲经他们再三保证宋存寿导演是电影圈出了名的好好先生，这才放心带我回家。 一九七二年夏，郁正春导演带着两份合约到我三重市光明路二零二号的家。一人一份，因为还未成年，母亲代我签了生命中第一张合约，片酬新台币一万元，分四次给。 签完约当天，我就和张俐仁到西门町逛委托行（当时没有名牌衣服，委托行卖的是国外进口的高级服装，非常昂贵）。张俐仁发现有一对穿着时髦的男女，一直在打量我们，她说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星探，果然没错，那位美丽的女子过来问我有没有兴趣拍电影，我说刚签了约。看样子他们很惋惜。后来才知道那男士就是国联电影公司大制片郭清江。（进了电影圈之后，我还是为他们拍了一部他导演的《枪口下的小百合》。）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几个同学又去逛西门町，迎面走来几位穿黑西装的男子，同学们惊呼：“柯俊雄！柯俊雄！”第一次见大明星，大家都好兴奋。刚一转身后面跟来一位高大的西装男士，同学们说他刚才是跟柯俊雄在一起的。他要找我拍电影，这次我竖起食指和中指老练地说我已经签了两年的电影合约。（成名之后，柯俊雄邀请我拍他公司的戏，我问他记不记得那年在街头，他身边的人找我拍电影的事，他竟然记得。后来我跟他合演了《小姨》和《八百壮士》两部戏。） 在这期间，还有一位中央电影公司的经理张法鹤，经他妹妹透过张俐仁打电话给我，邀我见面，当然我不可能再答应任何电影公司的邀约。（日后我也为中央电影公司拍了一部到旧金山出外景的《长情万缕》。） 就这样，命运的安排，我走进了“窗外”。 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 《窗外》摄于一九七二年，那年我刚高中毕业，还是个爱做梦的年龄，就像初生之犊，一头撞进了森森的丛林里。幸运的是我遇见的都是圈里的老实人，所以在这个大染缸里并没有被污染，一路走来也很顺畅。在影圈二十二年的日子里，我和我的影迷们一起成长着。 拍摄的第一天，一把大剪刀就把我刚刚留了三个月的头发剪短到耳朵之上，让我哭得眼睛都肿了。初中三年加上高中三年，一共六年时间，学校规定我们的头发长度在耳上一公分，于是毕了业第一件事就是把头发烫了留长。虽然知道演的是高中生，还是舍不得那一把长发。 电影前三分之二的学生戏，对于刚离开校门的我，演来不是问题。结婚以后的戏，在没有接受过演艺训练和没有生活体验下，演起来明显地生涩。我的初吻就献给了这部戏。还记得和男主角胡奇拍接吻那场戏。他教我把牙齿合上，嘴唇张开，其他的就交给他。我照做，两个人牙齿磨得咯吱咯吱响。导演喊“卡”之后，我见摄影师陈荣树的眼睛从镜头后面慢慢移出，一脸迷惘地说：“她像个木头。” 《窗外》女主角江雁容的知己由张俐仁饰演，她也是我要好的高中同学，现在育有一子一女，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演我妹妹的恬妞，当时只是个初中一年级学生，还背着书包来片场。（现在她的女儿已长大成人了。）她经过两次失败的婚姻，目前还在影圈发展，是个自食其力的坚强女性。 演我另一个同学的谢玲玲，在她只有几岁大的时候，就已做了童星。第一部戏是李行导演的《婉君表妹》。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巴，又聪明又可爱。当时大受欢迎，也小有名气。很早就嫁入豪门，现在已经是单身，与五个儿女同住，是个伟大的母亲。 而男主角胡奇，戏拍完没几年就因病去世。 两年前《窗外》导演宋存寿住在疗养院里，我去探望他。我们紧紧握着对方的手许久许久，导演的神情就像当年一样，眼皮低垂着，像是陷入深深的思绪中。我则忆起当年的少不更事，常惹他生气，仿佛我们又回到了三十五年前拍《窗外》的时候。他喃喃地说，梦里胡金铨导演找他拍戏。两年之后（二零零八年），他离开了人间，或许是应了胡导演的约，上天堂拍戏去了。 《窗外》合伙人郁正春，也是《窗外》的导演之一，对电影十分狂热，每天准时到片场，经常指导我演戏，他不厌其烦地跟我对戏，拍到需要大笑时，他会在我对面哈哈大笑，让我跟着入戏。因为宋导演的去世，我约他到四季酒店叙旧。当我踏入四季酒店的咖啡厅，眼前见到的是一位步履蹒跚、身形肥胖的背影。在这个时髦而现代的场合，似乎显得很不搭调。我心里一紧，几年没见，他，他怎么会这个样子？哦，不是几年，是十几年。我赶忙上前搀扶，他很费力地坐在对面那柔软的沙发上。我望着他，眼睛湿润了，当年那炯炯的眼神，变得灰白而无神，似乎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劲似的。最记得当年在杭州南路，八十年代电影公司的办公室里吃饺子，郁导演说：“青霞，你以后红了就不会在这儿跟我们吃饺子了。”唉！真希望能回到从前，再跟他吃一回饺子。我们谈到电影，他眼神即刻闪出亮光，仿佛又见到以前的他。 这些幕前幕后的伙伴们，经过数十年光阴的洗礼，都有着不同的人生风景，沧海桑田，永恒不变的只有《窗外》，它留住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梦想，提醒我们曾经拥有的一段回忆。 还记得拍摄《窗外》的日子，每天就像只快乐的小鸟，从片场飞到家里，和母亲诉说着拍戏有多么好玩，有多少人陪着我呵护我。母亲躺在床上，双臂环抱着头，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以后都这么快乐。” 一九七三年夏，《窗外》在香港上演，我一夜成名。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没停过拍戏。有了名，有了利，更有了得失心。在忙碌的工作和巨大的压力下，已经忘了什么是快乐。一九九四年嫁到香港，育有三名可爱又美丽的女儿。在人生的道路上历经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虽然离开影圈十几年，还是逃不开媒体的追逐。 世人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真实人生这场戏，比虚构的剧情更富有戏剧性。 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一日 一百年前香港第一部电影《偷烧鸭》开启了香港电影之路，那是黑白无声电影的年代，记录了百年历史的变迁，变到现在的彩色宽银幕加上电脑特技。一路走来，中国人的电影，走出了香港，走出了台湾，走出了大陆，走到世界上许多角落，捧回无数的国际大奖。身为中国电影人怎不感到与有荣焉？ 七二年从街上被人领入影圈，拍了第一部电影《窗外》，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说我平均每年拍一部戏的话，那得拍上一百年。我的电影生涯跨足了七零、八零、九零三个年代，历经了电影的三大潮流，也是我人生的三个阶段。 七十年代的唯美文艺爱情片。 八十年代的社会写实和诙谐喜剧片。 九十年代的武侠刀剑片。 七三年我来香港宣传《窗外》，香港人被我的清纯所吸引。媒体给了我一个“清纯玉女”的称号。《窗外》票房录得六十五万港币，当时对文艺片来说是相当高的票房。我一夜成名。 至今《窗外》没有在台湾上演过，一九七四年台湾上演我的第一部戏，是刘家昌导演的《云飘飘》，当时西门町大排长龙，卖座四百万。从此我片约不断。七二年至八零年我总共拍了五十五部戏，其中五十部是唯美文艺爱情片。那个年代的台湾还在戒严期，民风保守纯朴，电检尺度很紧，我们这种片子最受欢迎。现在的情爱片关系很复杂、层次也丰富，有同性异性恋的，有政治色彩做背景的，有讲前世今生的。我们那时候的爱情片非常简单，就单纯是男女谈恋爱，多数是男追女，几乎每部戏都有父母角色的参与。很容易拍，不用搭景，不需造型，阳明山的别墅我们都拍遍了，服装自己带，导演前一天告诉你带几件衣服，你回家就自己配，化妆梳头也可自己搞定，一部戏三十个工作天，两个月内就可拍完。 琼瑶小说改编加上俊男美女最受欢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观众更是疯迷。当时制片只要签到秦汉、秦祥林、林青霞、林凤娇其中两个人的合约，就可拿到新、马片商的资金，也就可以开镜了。所以媒体称那个年代是“二秦二林”年代，那时候我们每个人手上同时都有几部戏。我最高纪录是同时间有六部戏在拍，忙起来两个礼拜没上过床。男女主角一到片场就找床，见了床倒头就睡。有一次我靠着墙站着就睡着了，导演喊：“预备！预备！”才把我吓醒，现在想起来还很怀念那段轧戏的日子。 成名带来的压力和长期的体力透支，我就像快断了的弦似的，终于承受不了了。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离开了电影世界，到美国加州进修和享受自己支配自己时间的自由。 在美国的十五个月，拍了一部谭家明导演的《爱杀》。这部戏是非常讲究的奇情戏，也稍带血腥，导演为了要表达一种冷的感觉，整部戏在洛杉矶和旧金山拍摄，戏的背景以蓝、红为主，在我的电影里是第一次有美术指导（张叔平）。从这部戏开始我进入了电影和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八三年三月回到台北，电影界已经大移位，文艺片不再受欢迎。八十年代台湾解除戒严，电检尺度放宽，电影类型也多样化。这十年我尝试了各种类型的戏，没有一部是唯美文艺爱情片，电影里也不再出现父母的角色。也许是时代改变了，开始崇尚自我感觉的关系。起初片商对我持保留的态度，直到拍了朱延平导演执导的诙谐喜剧片《红粉兵团》，票房再创佳绩。从此又开始了我的轧戏生涯，甚至是港、台两地轧。 七十年代是戏里文艺戏外也文艺，常在人情的压力下接了不少不想接的戏。八十年代是戏里江湖戏外也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情况下也接了许多不想接的戏。拍徐克执导的《蜀山》后跟香港结了缘，八四年拍林岭东导演的《君子好逑》之后，就在香港待下了。香港信息发达，电影也较国际化。香港人不讲人情，不求人，合则来不合则去，我没有了人情的包袱，也不再身不由己，拍了些比较考究的电影。 因为时代的改变，港台电影开始陆续到大陆出外景，九零年第一次到长春、哈尔滨拍摄《滚滚红尘》，这是以大时代的动荡期作为背景的爱情故事，也因为这部戏我得了唯一的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 九一年接拍《东方不败》，《东方不败》之后的十七部戏里有十一部是武侠刀剑片。徐克拍《东方不败》的念头是因《蜀山》而起，八三年拍《蜀山》有两个镜头，是我站在水中的大石佛像上，一身红，挥舞着衣裙转身邪魔似的狂笑。下了戏导演以坚定的眼神跟我说，将来他会找我演一部戏。八年后他来找我，要我演企图一统江山的教主“东方不败”，是个男人，我没什么犹豫就答应了，因为我对他有信心。这部电影的票房是想象不到的好。这部戏带起了武侠刀剑片的潮流，九十年代大部分电影公司找我演的都是反串男人的武侠片。 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九四年的二十二个年头里，我从飘逸的纯情玉女，演到刀里来剑里去的男人，见证了人世间的浮浮沉沉和电影潮流的起起落落。拍过一百部戏，演过一百个角色，其实，林青霞最难演的是林青霞。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朋友有时会问我，看自己的电影有什么感觉。我说我不只是在看自己演的戏，同时也在看拍那部戏时的戏外戏，我会想我在拍那部戏的时候，做了些什么、想些什么、发生过什么事，在拍某个镜头的时候，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情景，剧中的演员经过了岁月的洗礼，在真实的人生中又有着什么样的转变。 重看二十八年前拍的《红楼梦》，更加赞叹李翰祥导演的才华和功力。电影的剧本、演员的造型、戏中的布景、道具、剪接、配音，甚至指导演员演戏和古装身段，全都出自李导演之手。 二十八年了，电影的画面依然那么清晰，脑子里的记忆依然那么清楚。 二十八年前我和张艾嘉每天一大早就到邵氏清水湾片场，由公司最好的古装梳头师傅彭姑帮我们梳头，为了贴古装头套，还把我额头两边的细发都剃了去，化妆是小青哥，小青哥把我的眉毛尾端用胶水往上贴，再用眉笔把它加粗加长。服装师傅先用白布把我的胸部包扎起来（使得胸部不至于显得太突出），再穿上戏服。最后李导演拿出他的古董私货头饰，亲自帮我们戴上。贾宝玉造型完成之后，我站在镜子前面，那种兴奋的感觉，简直就像是醒着做梦一样! 我们早上开工，到了中午吃饭时间就脱了戏服，穿着里面打底的白色水衣，顶着头套，到片场附近李导演家吃午饭。李导演太太张翠英（我们称她李阿姨）总是亲自下厨煮她的拿手好菜给我们吃。重看宝玉“洞房花烛夜”那场戏，回想李导演一遍又一遍地连唱带踉跄地走台步，加上激动的情绪示范给我看，我又老是演不好，他就这样耐心地来来回回地走了十几二十趟。我的演出终于过关了。过了一会儿，胡锦姊很神秘地在我耳边说，李阿姨刚刚来了现场。我心想拍戏她从来不到现场的，莫非是来查勤的？ 原来当时那么个大热天，片场里至少有摄氏四十度以上的高温，大灯光打着，我们又穿着厚厚的古装戏服，汗水就在戏服里顺着大腿往下流，而李导演忘情地指导我演戏，大家都担心李导演会心脏病发作，所以偷偷地把李太请来安抚他，喂他吃药。我心想，好险，如果再不OK的话，那不是谋杀了大导演吗? 女儿爱林最怕看我的电影，大概是因为我后期拍的武打片，大多打打杀杀，不是杀人就是被杀，有时龇牙咧嘴，有时血淋淋的，她觉得很恐怖。前期拍的文艺片又卿卿我我、搂搂抱抱，她也看不惯。 有一天我带两个女儿到甄珍、刘家昌家去玩，甄珍拿了张《纯纯的爱》盘片问小女儿言爱，知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言爱一眼就认出来是妈妈。这部片是我从影的第三部戏，第一部是《窗外》，第二部是《云飘飘》。《纯纯的爱》是刘家昌导演，也是我第一次到韩国在冰天雪地里拍摄的戏。我拿回家放给女儿看，八岁的爱林有点担心地问我戏里说些什么，我说：“《纯纯的爱》，就是很纯很纯的爱情故事喽，不过我只记得最后一幕戏是我穿着白色的婚纱和男主角秦祥林躺在冰河中央。”爱林问我为什么要躺在冰河上，“大概是病了吧。”不过我又说，“我演这部戏的时候，只比你的大姊姊嘉倩大一岁，当年我十八。”她一听和她最崇拜的姊姊差不多大，还有点兴趣，结果看到戏里我心脏病发的痛苦表情，也心痛地受不了，不想看了，要我关机。 这么多年来，《红楼梦》从来没有在戏院和电视重演过，这次能够发行盘片，我和家人、朋友都很兴奋，杨凡说，孩子们应该会喜欢看。有一天我和两个女儿在家很无聊，我建议，不如看我的电影《红楼梦》吧，没想到老大爱林惊恐地嚷着：“妈妈不要!不要!”三岁的小女儿言爱也不知所以地捂着眼睛说她怕。我啼笑皆非地解释：“这部戏，不打、不杀，也没有亲嘴，还有许多歌儿唱呢。”母女三人这才安静地坐下来。两个小朋友一左一右听我讲解剧情，看我拿着风车出场也觉得有趣，我告诉她们我演的是个小男生，言爱见宝玉生气地把胸口的玉丢在地上，皱着眉头认真地问我，他为什么要丢那个东西？看到宝玉学他爸爸和一些老头儿走路，又哈哈大笑，言爱还站起来表演贾父喝住宝玉的神情，三个人笑作一团。看到宝玉挨爸爸打屁股那场戏，言爱含着泪，红着脸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说：“因为戏里的宝玉不乖，所以爸爸打她喽，不过那不是真的，是演戏，我拍戏的时候屁股垫了毛巾，打起来不痛的。”言情小说网 爱林听说有毛巾垫着也就放心了，言爱还是无法释怀，紧紧地抱着我，脸紧贴着我的脸，背对着电视说她不想看了，还指定要换《纯纯的爱》，大的很不高兴，开门走人，小的也没真的在看。后来大的问我：“妹妹才三岁，为什么她说什么我们就得照着她说的去做，还非得看《纯纯的爱》，其他片子还不成！” 十四年之后再重看《东邪西毒》，不只我看懂了，其他人也看懂了。不知道是不是王家卫的思想领先了我们整整十四年？ 十四年前在威尼斯影展，我第一次看《东邪西毒》没看懂。心想：“为什么每个人说话都没有眼神接触？好像个个都对着空气讲话。到底谁爱谁？到底谁跟谁好？这么多人物，谁是谁都搞不清楚，怎么会好看？”看完电影我失望地吐出三个字：“不好看！” 十四年后，经过重新配乐（马友友演奏）和调色，音乐美，颜色浓。每个画面就像是一张完美鲜艳的油画。加上人生阅历多了，对人、对事、对感情的看法也不像从前那么简单，我终于看出了苗头。整部戏讲的就是一个“爱”字，每一个人都有对爱的渴求，每一个人都很孤独。无论你被爱或不被爱都逃不掉那种孤独感。导演用现代的手法古典的气韵来表达这种孤独感。 看他的电影是一种享受，拍他的电影却是一种磨炼。 那年在榆林，每天将近黄昏时刻，所有演员都得把妆化好，在山洞口等天黑。吃完便当，天一黑就得进山洞。就那么一点大的空间，又打灯，又放烟，再加上工作人员抽烟，空气坏得使人几乎窒息。拍到天快亮了，导演还一次次要求重新来过。我一头乱发，眼神涣散，木无表情，导演还笑着说：“青霞快疯了。”其实他就是想要我那疯了的感觉。 记得很清楚，张国荣第一天到榆林，闷闷不乐的。原来之前他在香港拍的戏都报废了。我也是演员，所以很能体会他的感受，很替他难过。有一天晚上，在拍戏空档，我坐在洞口躺椅上休息，他走过来告诉我他后脑勺给蝎子螫了。大家傻了眼，蝎子是有毒的，这可怎么了得？收了工回酒店，见他坐在大厅椅子上低着头，旁边两个黑黑瘦瘦的当地人，拿着一瓶满是蝎子泡的水让他搽，说是比看医生管用。国荣已被吓得六神无主，只有一试。那晚，他一直没敢合眼。第二天就没事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以毒攻毒的效果。 《东邪西毒》定妆那天，我的电影《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刚结束上映没多久，票房是意想不到的好，我更是火红得厉害。带着《东方不败》的余威，信心无比地到泽东电影公司。然而拍完定妆照以后，我的信心就完全被瓦解了。导演要求我摆出各种不同的姿势拍照，无论我怎么摆，他都说我像东方不败。我心想，我不是演男人吗？男人不就得这个样子吗？ 第一天到片场，混在所有大牌演员（梁朝伟、张国荣、张学友、梁家辉、张曼玉、刘嘉玲、杨采妮）之间，简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演才好。记得那天是十一月三日，正好是我的生日，公司准备了一个大蛋糕，让所有演员围着蛋糕唱生日快乐歌，可是我一点都快乐不起来。后来听刘嘉玲说，那天我还哭了呢。真丢脸，这点小事…… 结果《东邪西毒》里的我，还真的不像东方不败。那是一种——一种带点神秘感的男人味。 开镜之前，我想先做做功课，所以不停地跟导演要剧本，没想到导演说：“我就是不要你们做功课。” 后来导演实在被我逼得急了，送了个剧本给我，但他说，等戏拍出来肯定跟剧本不同。 我一直不谅解，导演为什么不给演员剧本，为什么要瓦解演员的信心，为什么演员千辛万苦演的戏会被剪掉？ 经过这许多年，自己开始写文章才体会到，原来摄影机对导演来说，就好比他手上的一支笔，他要下了笔之后才知道戏怎么走下去才是最好的。他要演员拿掉自我，走进角色。他像雕塑一样，把那些多余的、不好的去掉，剩下来的才是真正的精华。 二十多年拍了一百部戏，巧的是第一部《窗外》和第一百部《东邪西毒》的版权都在王家卫的手上。即使拍了一百部电影，仍然因为没有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而感到遗憾。看完《东邪西毒》，我跟导演说：“我少了遗憾，多了庆幸。”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用力！用力！再用力！”梦里我用尽全身吃奶的力猛地一甩头，才从梦魇中醒了过来。“撑着点，别再睡着了又醒不过来。”我告诉自己。眯着眼睛往窗外望去，漫山的烟雾，许多光着膀子的大男人，手里提着装满点燃稻草冒出大量轻烟的水桶，一边叫嚷着，一边漫山遍野地跑，制造出烟雾弥漫的气氛，摄影机架在高台上，特大号风扇在摄影机的后侧，摄影师正在试镜头，导演用大拇指和食指托着下巴，微皱着眉，正在跟摄影师交换意见。我坐在破旧的七人小巴（小型汽车）里，穿着东方不败的戏服，在那荒山上也算是个男人。唉！这是何苦？大姑娘家的，三更半夜混在这些“臭”男人堆里扮男人，累得差点醒不过来。 副导演请我就位，到了现场才知道我得站在高高的树顶上，表现东方不败高强的武功。武术指导把两条钢丝穿过戏服，扣在戏服里绷得紧紧的衣服上。“一！二！三！拉！”我上了树。个把钟头后才听导演喊：“预备！预备！预备！开风扇！放鸽子！Action！”一大群鸽子朝我这儿飞，“啪”的一声，一只鸽子打在我脸上。脸滚烫。我心想千万别眨眼，忍着点，挺起胸来扮威武。否则重拍更辛苦。结果因为鸽子没演好还是得重来。 东方不败练功。 沙尘滚滚。 我在沙滩上，张开双臂奋力向前奔，大风扇吹起红木泥，银幕上的我神勇威武，银幕下的我灰头土脸。 东方不败要从海面升上来。 拍这场戏前一晚，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早睡。 电话铃响了，是杨凡找我打麻将。 “不行！今天我要早睡，明天早班要下水。” “拜托啦！三缺一。” “绝对不行，现在已经十点了，要打到什么时候呀？” “有尊龙吔！” “有尊龙？好吧，为了看明星，最晚不能超过十二点。” 那晚杨凡特别开心，笑得连小舌头都看到了。打了四圈，到十二点我坚持要走。其他三家千求万求地不让走。好吧！勉为其难再打四圈，就这样四圈又四圈，一直到天亮六点才“收工”。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觉也没睡就到了拍戏现场，化好妆准备一会儿下水。左等右等还没轮到我，也不敢睡觉。直到黄昏才叫我穿上戏服。 海水里，几个武行拿着灭火器制造水泡，表现东方不败的爆炸力，一台油压升降机让我站在上面手扶着杆子，稳稳地浮出水面。 “预备！开机！” 几个灭火器开启，水面咕噜咕噜的，像煮开的水，我抓着升降机，还没到水面，假发就给升降机夹住了，吓得我猛往上蹿，生怕上不来给淹死。导演以为冒出水面的，会是一张美丽的脸孔，没想到出来的是一张恐怖扭曲的脸。 天马上要黑了，再戴假发也来不及。我提议，不如把我的长发往后拢一拢拍好了。灭火器也因为效果不佳而取消。 结果在夕阳的余晖下，东方不败从平静的水面缓缓上升，配合着强劲的音乐，反倒成了最美最自然的一个画面。 最后一场戏在安达臣道石矿场拍。第一天到现场，下着大雨，好冷好冷。我刚到化妆间就听说十几个临时演员都冷得跑了。大家推举我打电话给徐克。“导演，天气太冷了，又下雨，临时演员都跑了，还拍不拍？”“下刀子都要拍！”结果这天拍过的戏都要重拍，因为我的脸给冻得都肿了。 《东方不败》最后一个镜头又是黄昏，又得赶拍。武术导演手举着笨重的摄影机，因为要拍出东方不败死前掉下山崖最后一瞥的眼神，摄影机必须配合演员转动。时间紧迫。这个镜头要在太阳下山之前完成。武术导演心浮气躁地一边调整焦距，一边移动脚步，踩得碎石“沙沙”作响，嘴里还夹着粗话。在这兵荒马乱时刻，我告诉自己要镇定，要镇定，这个镜头很重要，千万别受环境影响。于是我整一整假睫毛，滴上眼药水。我说：“来！”“ROLL机！”我含着眼泪，带着东方不败复杂的情绪，微笑地跟着摄影机转半个圈。这三秒钟的眼神让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电影终于杀青了，导演徐克设宴在福临门。我举杯敬导演：“好高兴哦！这部戏终于杀青了。”“你明天几点上飞机？”导演问。以为导演关心我而感到暖心。我说：“十一点。”徐克说：“明天九点通告，加拍一个东方不败出场特写。”我还没高兴完，马上又收起笑容，相信我的表情一定很滑稽，徐克忍得很辛苦才让自己不笑出来。 原来第二天补拍的是《东方不败》出场的第一个镜头，剧情是东方不败从树林里飞出来，脸上的面具被枝叶刮掉而露出他的真面目。这个镜头还真的很重要。 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东方不败》的票房，是做梦都梦不到的好，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二零零八年七月三日 那年在敦煌，有个夜晚，明亮的月光把我的影子映在柔和的沙丘上。沙丘前传来许多嘈杂的声音，那是工作人员在吆喝着打灯光，摄影师在调整摄影机的位置，导演在指挥现场。 我忍着眼痛坐在沙丘后的竹凳上等开机，刹那间被眼前那巨大挽着髻的古代女子影子吸引住，那种迷离感真是不知身在何处。 那夜，我在敦煌拍摄《新龙门客栈》。前一天武术指导说，第二天要拍我的一个特写，会有许多竹箭向我脸上射去，我要用剑挡掉这些竹箭。我担心箭会射到眼睛，他说，如有这样的情况，人本能的反应会把眼睛闭上。拍这个镜头的时候，为了不想NG，我睁大眼睛快速地挥舞着手中的剑。说时迟那时快，有根竹子正好打中我的眼睛，我确实是自动闭上了眼，但还是痛得蹲在地上。 那是荒郊野外的沙漠地带，不可能找得到医生，医院也关了门，副导演问我还能拍吗？我照照镜子，想把被眼泪弄花的眼睛整理整理，忽然发现黑眼珠中间有条白线。武指说是纤维，我点了很多眼药水，怎么冲，那条白线还在。我见工作人员等急了，赶忙回到现场就位。当时虽然受伤的右眼还在痛，可我被眼前的景象吸引着也顾不得痛了。心想，如果不是拍戏，我不会欣赏到这样的夜景；如果不是拍戏，我不会有这样复杂得说不清的感受。我告诉自己，要记住这一刻，像这样的情境在我的生命中将不会再现。真的，到了十七年后的今天，这个画面，这个情境，还是鲜明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敦煌酒店里，因为自怜和疼痛，哭了一夜，直到累得昏过去才睡着。 第二天，制片带我去医院挂急诊。一位中年女医生到处找插头准备接上仪器，等仪器接上了电源，她照了照我受伤的眼睛，神色凝重地说：“如果你不马上医，眼睛会瞎掉。”我看了看桌上的容器，里面装着一大堆待煮的针筒和针，怀疑地问：“你们不是每次都换新的针啊？”她很不高兴地回答：“我们这都是消毒过的！”当天我就收拾行李回香港。徐克和南生那天专程赶来拍我的戏，我要求他们等我看完医生回去再拍，徐克说时间紧迫，不能等。 在机场碰到他们时，我一只眼睛包着白纱布。见到南生，两人抱在一块儿，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两个人三行泪。 我一个人孤孤零零地从敦煌到兰州，再从兰州转飞机回香港。在飞机上我把脸埋在草帽里，一路哭回香港。传说孟姜女为寻夫哭倒长城，我是因为《新龙门客栈》哭了大半个中国。 养和医院的医生说黑眼珠那条白线，是眼膜裂开了，没有大碍，住院两天就没事了，可是大队人马已经回到香港赶拍结局。 我非常懊恼，千里迢迢跑到敦煌大漠，在那美好的景色里，竟然没有留下什么。因为懊恼，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愿看《新龙门客栈》。 从小就喜欢宁静的夜晚。今年复活节我们一家人到泰国布吉岛度假，一个星期都住在船上。每到夜阑人静大伙儿都睡了，我总是一个人躺在甲板上看月亮。有一晚那月光亮得有点刺眼，它的光芒照得周围云彩向四面散开，形成一个巨大的银盘子，又像镶了边的大饼，这样奇特的景色，我看了许久许久。 这一刻，我想起了十七年前在敦煌的那一夜。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三日 “只要姥爷你笑一笑，姥爷姥爷您好，我到台湾来看你，只要姥爷你笑一笑……” 这是父亲在生的时候我为他做的歌词。 父亲零六年离世，在他临走的前几个月，我经常带女儿去探望他。有一次在飞机上我跟女儿爱林说：“姥爷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要让他笑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你是他最疼爱的孙女，最容易逗他开心，只要你为他做一件小小的事，哪怕是递一张纸巾给他，都能令他笑开怀。你要帮妈妈孝顺父亲，也要为自己孝顺姥爷。” 父亲房间很安静，我正走进去，只见父亲静静地躺在床上微笑地望着爱林，女儿伏在他床边的小桌上，正专心地做一张祝福姥爷身体健康的卡片。这个画面就像照片一样印在我的脑海里。 吃晚饭的时候，越南工人阿江捂着嘴笑得东倒西歪的，原来是父亲在喂爱林吃菜，爱林来者不拒，嘴巴张得老大，父亲一边喂一边笑，弄得全桌人都笑了。我知道爱林爱姥爷，她也爱妈妈，尽管她觉得有点尴尬，只要姥爷笑了，她多吃几口都愿意。 父亲房间因为长期不开窗户和窗帘，老是昏昏暗暗的。说是窗对窗的让对面人家看到他这生病的老人不好意思。我偷偷地请装修工人装了一个可以上下拉开的风琴式窗帘，这样他躺在床上，对面就不会看到他。趁爱林在床上帮姥爷按摩的时候，我悄悄地把窗帘由上往下拉开一半。刚巧对面的窗户和窗帘之间站着一对小男孩和小女孩。爱林站了起来，在姥爷床上和他们遥遥相望，我灵机一动，赶快跑到客厅拿来一个会唱歌会扭屁股的圣诞老公公。捧着它从窗帘下面扭着唱着慢慢地冒出来，对面的小孩瞪着大眼睛动都不敢动，生怕一动一眨眼，这台戏就不见了，嘴里叫嚷着：“奶奶！妈妈！快来看！” 这边窗里的爷爷笑了，妈妈笑了，孙女笑了，全世界都笑了。刹那间原本阴阴暗暗的房间里充满着笑声，充满了生气。 父亲跟我说，他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个画面就是，有一天早上他睡醒睁开眼睛，第一眼就看到爱林坐在他床前的椅子上，静静地对他笑，他很感动，也很感激爱林的不嫌他老和不怕他病，父亲让我告诉爱林：“姥爷好高兴，姥爷觉得很幸福、很圆满。” 在回程的飞机上，我跟爱林说：“谢谢你。”爱林和我一路唱着：“只要姥爷你笑一笑，姥爷姥爷您好……”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五日 父亲最后的愿望是回山东老家青岛走一趟，我安排了几次，最终还是去不成。 去年欣闻有个山东文化旅游团，我报了名参加，第一站就是青岛。到了青岛，我们下巴士走到海港边。我扶着栏杆，迎着风。这是我家乡的风啊！那风轻轻地吹拂着我的脸、我的发、我的衣衫，仿佛父母化成了家乡的风包裹着他们深爱的女儿。我闭着双眼倾听那风的话语，感受那风的抚慰。 青岛发展得很快，市区里的高楼大厦和百货公司，就像其他大城市一样。他们说的也都是标准国语，和我想象中大街小巷大人小孩都说着山东土话的情景完全两样。 走回巴士的路上，经过一家小杂货店，门前一张矮木桌，几位老人家围坐在桌旁小凳上喝着茶闲聊着。这情景就像我小时候，邻居叔叔伯伯们闲话家常的样子。忽闻有个老人说了句很土的话，这正是小时候父亲闲聊时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我禁不住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在山东那几天参观了许多城市和名胜，但始终没有看到我想象的山东，有点失望。到济南的最后一个下午，我和几位朋友到旧城去逛，有一条窄巷子里，水泥墙上刻着毛笔写的诗词，因为岁月的洗礼，变得斑斑驳驳很有味道。巷里一户户人家紧挨着，巷中有一家小院落，院子里有一口古旧的抽水井，抽水井连着一条木棍，用两只手一上一下地压，就可抽出水来（我小学三年级住在台北县三重市地小巷子里，进门的小院里也有这么一口抽水井），抽水井旁靠墙处是煤球炉，炉旁叠起一个个中间透着许多圆洞的圆形小煤球。在我刚有记忆时，家里也用煤球和黑炭烧饭。 隔着纱窗的门往里看，一百多尺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床上铺着粉红大花旧床单和枕头套，床边有两张藤椅和一张木制书桌。屋里有一位像是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和一个妇人正说着话，我们要求进去看看。老太太坐在床沿上，我握着她的手跟她说起山东话：“大娘！您好！我也是山东人，我从香港来，我是林青霞。”老大娘以为我骗她，直说：“林青霞她很老、很胖，你怎么会是她？”经我一再的解释，老太太拄着拐杖到书桌上找老花眼镜，我把脸凑上去让她看仔细，她像鉴定珠宝一样，“矮又垒！枕滴使令晴下。”（怪怪，真的是林青霞。）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想起小时候，每次外婆见到我，总是握着我的手，亲切地望着我说同样的话：“矮又垒！晴下垒勒。”（怪怪，青霞来了。） 天色渐暗，告别老太太，回到酒店和团友们聚餐。突然想起，没给老太太留下什么，万一她一兴奋告诉左邻右舍，说林青霞到过她家，人家不把她当做老年痴呆症的病人才怪！于是请秘书送去一张签名照和买礼物的钱，没想到她怎么也不肯开门，说是她打电话给儿子，儿子说我们是骗子。好不容易才说服她开了门。等解释清楚后，两人推托了半天，最后照片是收下了，信封里的钱却怎么都不肯拿。 这就是我们山东人的特质，纯朴、直率，不贪小便宜。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我那花样年华的继女芳龄二十二，别人单眼皮眼睛又细又小，她的单眼皮大而有神，我经常凝视着她，见她那有如黑色缎带的长发，从肩膀瀑布似的流泻到腰际，总是忍不住地赞叹：“嘉倩，你好美。”她有时会轻声叹息：“唉！我觉得我老了。”她这样说我一点也不惊奇，我也是从二十二岁走过来的人，很能了解她的感受。想起这个年纪的我，有一次到同学家，同学的妈妈跟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也跟我说同样的话：“年轻真好，都这么美。”而我的回答竟然也跟嘉倩一样：“唉！我觉得我老了。”同学的妈妈很讶异：“你都说老了，那我怎么办？” 二十多岁的我经常愁眉深锁、眼神迷惘、多愁善感，不知道为什么愁，也不知道有多少愁。朋友说我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现在回看当年的照片，才发现少年时我的美，深深地慨叹当时为什么不懂得欣赏，反而让最该欢乐的岁月荒废在无谓的闲愁中。我跟嘉倩说：“你到我这个年龄，反而会觉得自己年轻，所以，为什么不好好活在你真正年轻的时候。” 二十二岁生日是在意大利罗马过的，我们在那儿拍摄白景瑞导演的《异乡梦》，男主角是秦祥林。那时除了拍戏，其他时间都在逛街买欧洲时尚新装，经常是满载而归。生日那天我和妈妈请《异乡梦》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到导演孙家雯开设的中国餐馆吃饭。大伙儿在外地拍戏非常辛苦，饭后我们再请大家到当地的夜总会跳舞轻松一下，在舞池里瞥见当时是秦祥林太太的萧芳芳热力四射地舞着，舞姿曼妙，她清丽的短发甩来甩去地在空中飞舞，掀起了大伙儿澎湃的情绪。 二十二岁唯一留下来的生日礼物是一条用碎钻镶了号码二十二的K金链子，那是琼瑶姊送的。她跟平鑫涛刚好在罗马度假。清晰记得，她银铃似的笑声直说：“这完全是巧合，我刚好有一条镶着二十二的钻石链子在身上。” 我过了一个快乐的二十二岁生日。 在人生的旅途上行走数十年，回想起来，有些岁月匆匆划过，了无痕迹，二十二岁那年却过得特别长，印象特别深，别人一天当一天用，我却一天当三天用；别人一天工作八小时，我一天二十四小时还不够，一年里拍了《我是一片云》、《奔向彩虹》、《异乡梦》、《温馨在我心》、《幽兰在雨中》、《金玉良缘红楼梦》。电影里的角色，随着不同的戏转换着，从有如一片云似的清纯女孩到彩虹世界里的模特儿，从在异乡游学的游子到没有烦恼的调皮女孩，从苦命女子到含着玉石出生的贾宝玉。仿佛过了好多个人生，自我价值感特别高。那是我一生中最灿烂的一年。即使如此，如果要我回到二十二岁重新再走一次，我可不愿意。 我的二十二岁女儿嘉倩，在情路上兜兜转转受了一些苦。我跟她说：“亲爱的，在情路上我也有过刻骨铭心的苦，今天看来，都成了如烟的往事，何须在意？你年轻，你爱过，这不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吗？”我看你是二十二岁，你看我的“心”也是二十二岁，只要保留一颗童心，你将永远停留在二十二。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一日 最后一次与黄霑通话是在二零零四年十月，他打电话来向我邀稿写专栏，我非常讶异，他怎么会对一个从来没有发表过文章的我有信心？他态度诚恳，我连说了几声“不敢”，他问我是不是怕写得不好，我说不敢献丑，他的声音有点失望。没有多久他就走了。我想为他做些什么，于是写了这篇文章追思他。 第一次与黄霑见面是在一九七三年，我的第一部电影《窗外》来香港宣传的时候。在一个晚宴上，导演宋存寿特别介绍他给我认识，当时他的专栏《不文集》非常受欢迎，而他在专栏里对我赞许有加，导演认为以他这样一个有才华的猛人，能够对新人如此夸赞，是很难能可贵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台湾，来到香港这个花花世界。我怯生生地说我好像变得傻傻的，他声音洪亮，豪放地笑着：“哈！哈！哈！这是正常的！”他那善解人意和豪迈的作风，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与黄霑见面是一九七七年，我来香港拍李翰祥导演的《红楼梦》。我们在李导演家吃晚饭，他身边坐的是林燕妮，那是我第一次跟她见面。直到现在还记得她的装扮。她头上包着花丝巾，打扮得很讲究，腰杆笔直，笑容可掬。席间黄霑“林美人、林美人”地叫个不停，起初还以为他说的是我，后来才听清楚他称呼的美人是他身边的女朋友林燕妮。在他心目中林燕妮是永远的美人。 他言谈出位、与众不同得令我吃惊，但又不得不佩服他的创意和独特的人生观，他和李导演聊到他的丧礼将会怎么做，他说他会播放事先录好的影片，一开始先“哈！哈！哈！……” 地大笑，然后叫大家不要哭哭啼啼的，要高高兴兴地欢送他。这番话直到许多年后的今天，还是记忆犹新。 他的人生可以说是画上了完美的句点。在跑马地大球场，圈内人为他举办的万人追思会，露天的大银幕上，剪接了他生前的片段。他一身枣红缎子对襟短褂，声音洪亮地说笑着，衬底音乐是他写的歌词：“……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他走得如此潇洒。 一九八四年来香港拍新艺城电影公司的戏以后，因为徐克和施南生的关系，和黄霑见面的机会比较多。有一次大家组团到澳门游玩，团员有黄霑、林燕妮、徐克、施南生、南生的母亲、狄龙、陶敏明、张乐乐。这个旅程因为有了黄霑，整团人都玩得很尽兴。黄霑到旅游区头上就顶着绿色的五星旗帽子，和小贩闲话家常，我好奇地过去试戴，他马上付钱给小贩叫我把帽子戴走，还连声跟小贩说谢谢，虽然只是十几二十块的东西，他让你感觉到他对一般小市民的友善和他的豪迈作风。 有一晚大班人马到他和林燕妮家做客，他家好大，客厅那套大沙发又白又亮，朋友们都靠着沙发坐在地毯上谈天说地、吃点心、喝酒、又弹又唱，直到深夜。 一天夜里，徐克打电话给我，我正好没睡，他提议去黄霑家聊天。到了那儿才发现他搬到一个只有几百尺的小公寓，客厅里只容得下一套黑色矮沙发。他和他的“林美人”分手了，搬出了大屋。我很为他难过，问他觉不觉得委屈，他还是那一贯地豪迈笑声：“哈！哈！哈！怎么会？我一点也没有委屈的感觉！” 他有顽皮的时候。一九九零年我得了金马奖影后，那年金马奖节目主持人是黄霑，南生请我们去“丽晶酒店”吃饭庆祝，桌布上洒满了大小星星，各种颜色的小亮片，灯光昏黄，煞有气氛。黄霑跟我要笔，我说只有眉笔，他拿了去，正觉得奇怪，他已经拿着眉笔在桌上乱涂鸦，本以为他诗兴大发会有什么佳作，没想到他把那大白桌布涂得乱七八糟。我愣在那儿还反应不过来，他已拿起打火机准备烧桌布，大家手忙脚乱地不知如何是好。只见徐克搂着他的肩膀，什么话也没说，眼神里流露出对他的了解和包容。 他也有绅士风度的时候。我有两次和他单独相处的机会。起初很紧张，怕他会像平常一样，话语之间夹杂着粗口。他没有，那天在“新艺城电影公司”工作完毕，没有人陪我吃饭，他自动请缨陪我到公司附近吃火锅。席间聊到我一个人在香港工作的孤单、寂寞和压力，他很认真地听我倾诉，一脸狐惑地问：“大美人怎么会寂寞呢？”他看起来一副正经乖男人模样。我笑了：“本来很怕你会讲粗口，没想到……”他马上收起笑脸：“在女士面前我不会的，你放心。”那晚我们聊得很开心。 记不清是九零或九一年的圣诞夜，徐克、南生请大伙儿到“丽晶酒店”一起欢度。他被指派做我的护花使者，因为只有我们两位住香港。由于交通管制的关系他选择坐渡轮。我们下了九龙码头，那里人山人海的，他怕被冲散，拉着我的手往前挤。当时的感觉真像《滚滚红尘》最后那场逃难的画面。 在他走以前，大家各忙各的，许多年没有见面，有一次看完他的辉黄演唱会，大伙很想再聚一聚，于是就约了他一起吃饭。多年不见，他变得斯文了，穿着打扮也低调、舒服，他说他妻子陈惠敏对他很好，生活上很照顾他，服装都是妻子一手包办，我还说他保养得很好很健康呢。 后来听徐克说，他病了，得了癌症，黄霑没有透露过他的病情，他不希望人家知道。有一次在南生的生日会上，他坐在我旁边，说到好笑处，还是那么豪放地笑着，但是这次不一样，他咳得很厉害，徐克马上站起来陪他到外面去透气，我跟在旁边忙叫徐克拍他的背，他连说没事。 黄霑的一生是精彩的，他忠于自己，尽情地做他想做的事，说他想说的话，他用他的歌声和话语，将他豁达的人生观传达给他的朋友，传达给香港市民。香港少了他好像少了些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少，因为他已深植于大家的心中，想起他就仿佛听到他豪放的笑声“哈！哈！哈！”……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五日 演过一百部戏，一百个角色，最难演的角色却是自己，因为剧本得自己写，要写个好剧本谈何容易。 在我演艺事业最忙的时候，同时轧六部戏演着六个不同的角色，我忘了演自己。有一天，站在镜子前面，看到的竟然是一张陌生的脸。“我是谁？”我问自己。“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为什么不快乐？”我答不出来，这才发现，不知道何时开始我失去了自己。 永远记得那两个快乐的下午。 那年我三十，在一个晴朗的午后，我和女朋友还没换下睡衣，懒洋洋地斜躺在她纽约的小公寓里，我正拿着眉笔教她画眉时，忽然听到窗外传来喧闹的锣鼓声，来不及换衣服就把睡衣往裙里塞再加件风衣就往外跑。我们夹在人群里凑热闹，在游行的队伍远离后，我和朋友散步到中央公园，倚在长长的木椅上，我眯起双眼享受微风掠过我的脸庞、吹拂我的发丝、掀起我裙角的感觉，眼前走过几个中国人，正要坐直身子，却发现人家并没有留意木椅上那随意懒散不化妆的林青霞，刹那间我享受到那种没有人注目你的自在感。原来快乐可以那么简单，不需华服不靠珠宝。 九零年夏天，我和邓丽君相约到法国南部度假，我们在康城海边沙滩上享受温暖的日光浴。许多法国女人脱了比基尼上衣，坦然迎接阳光的照射，周围没有人大惊小怪，也没有换来异样的眼光。那里更没有人知道谁是林青霞，谁是邓丽君。 我放下了戒备，褪去了武装，也和法国女人一样脱掉上衣戴着太阳眼镜躺在沙滩椅上迎接大自然，邓丽君围着我团团转，口中喃喃自语，“我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这样做！我绝对……”声音从坚决肯定的口吻，慢慢变得越来越柔软。没多久，我食指勾着枣红色的比基尼上衣和她一起冲入大海中。她终于坚持不住地解放了。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笑傲，在蔚蓝的海天间，坦然地面对人群。刹那间，我想起了纽约那个快乐的下午，我的灵魂从无形的枷锁里解放了！当时我想，她一定跟我有着相同的感觉。 我和邓丽君不常见面，但是我们心灵的某个角落却是相通的，从十几岁开始我们就在闪光灯和众人的目光下成长，各自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尽心尽力地扮演着分配给我们的角色，能够做回自己的时刻却少之又少。 那个法国南部阳光海滩的下午，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的珍贵。那个时候，我就是我，她就是她，我们都演回了自己。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一日 看了五月份第五零九期的《明报月刊》，倪匡的文章，《数风流人物：长沟流月去无声》。文内提及他与三毛、古龙三人对死亡存有不可解之处，却又认为人死后必有灵魂，于是定下了“生死之约”。“三人之中，谁先离世，其魂，需尽一切努力，与人接触沟通，以解幽明之谜。”结果古龙走得潇洒，忘了生前的约定，没多久三毛也谢世了，同样的让倪匡失望，连梦也不施舍一个。 三毛岂止跟古龙、倪大哥有约定，她和我跟严浩三人也有过“生死之约”。 应该是一九八八年秋天的事。严浩约我和三毛吃晚饭，那晚三毛喝了很多。饭后我们又到一家有老祖母古董床的地方喝茶。我们三人盘着腿坐在古董床上聊天，三毛一边在她的大笔记本上涂鸦，一边和我们聊，我觉得有点怪，但也没当回事。严浩问道：“你在写什么？”她笑笑：“我在跟荷西说话。”（荷西是她的西班牙丈夫，听说在一次潜水中丧生。）她一边画一边笑，还告诉我们荷西说了些什么。她谈到曾经请灵媒带她到阴间去走一趟的情形。于是我们三个人开始研究，“死”是什么感觉，最后大家约定，如果我们三个人之中有一个人先离世，就得告诉另外两个人“死”的感觉。 那天晚上回到家，大约十二点左右，严浩打电话给我，说三毛在楼梯上摔了一跤，断了肋骨，肺也穿破了，正在医院里。 严浩那天约我们见面，是想请三毛为我写一个剧本，由他来执导。三毛这一跌，我想剧本也就泡汤了。没想到严浩说：“这反倒好，她可以趁着在家疗伤的时间写剧本。” 三毛出院后回到台北宁安街四楼的小公寓，因为小公寓没有电梯，她有伤不能下楼，每天需由家人送饭上去。 我本想去探望她，同时看看剧本，三毛坚持要等到剧本完稿后，才请我上她家。 电话终于来了，我提着两盒凤梨酥上楼，她很体贴地把凤梨酥放在左手边的小茶几上，还说她最喜欢吃凤梨酥。我顺着茶几坐下，浏览着对面书架上放得整整齐齐的书，她注意到我在看那排列整齐的书，她说有时候她会故意把书打乱，这样看起来才有味道。 当我坐定后，她把剧本一页一页地读给我听，仿佛她已化身为剧中人。到了需要音乐的时候，她会播放那个年代的曲子，然后跟着音乐起舞。相信不会有人有我这样读剧本的经验。因为她呕心沥血的写作和全情的投入，而产生了《滚滚红尘》，也因为《滚滚红尘》，我得到一九九零年第二十七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项。这个奖，是我二十二年演艺生涯中唯一的一座金马奖。 没有三毛，我不会得到这座奖，是她成就了我。当我在台上领奖时，真想请她上台跟我一起分享这个荣誉，可是我没有这么做。这个遗憾一直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还存在我的心里。 我们曾经约好，她带我一起流浪，一起旅行的，但最后她却步了，理由是我太敏感，很容易读出她的心事。 通常我与人第一次见面，都会记得对方的穿着打扮，但是三毛那天穿了什么我却完全记不得，只记得她是一个敏感而心思细腻的人，她专注地听我倾吐，也谈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她的声音像少女般的稚嫩，听她讲话、听她的故事让我入迷，她是个多情而浪漫的女人，我完全被她的气韵所吸引住了。 虽然我们见面不超过十次，但是在电话里总有聊不完的话，在她临走的前几天，我老觉得要跟她通个电话。就在她走的那个晚上，我打电话到她家，电话铃声响了很久很久都没人接。第二天早上，因为有事打电话到荣民总医院找朋友，竟骇然听到，三毛在病房的洗手间里，用丝袜结束了她浪漫的一生。 她走后没多久，我在半夜三点钟接到一通电话，对方清脆地叫了声“青霞”！然后声音渐渐由强转弱地说着：“我头好痛，我头好痛，我头好……”我心里纳闷，这到底是谁在恶作剧？三更半夜的。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承认是谁打的电话。那声音很像三毛。后来我跟黄霑提起这件事，黄霑说：“那你就烧几颗‘必理痛’给她好了。” 又有一次，我在梦里，见到窗前，一张张信笺和稿纸往下落，我感觉是她，心想，她大概不想吓我，而用间接的方式将信息传达给我，胆小的我不敢接收，嘴里重复地念着“唵嘛呢叭咪吽”把这个梦给结束了。后来很后悔，为什么不先看看信和稿纸里写些什么。 一九九一年六月，我在法国巴黎和朋友沈云相约到埃及旅游，当时邓丽君也在巴黎，我们约她一块儿去，她说那儿阴气重，劝我们别去。记得到开罗的第一个晚上，我打电话给她，请她再考虑过来，她还是劝我们折返。就在那个晚上，我和沈云分睡一张单人床，床的右侧有一张藤椅。我在梦中很清楚地看见藤椅上坐着三毛，她中分的直长发，一身大红飘逸的连身长裙，端庄地坐在那儿望着我，仿佛有点生我的气。我一看见她，先是很高兴她没死，后来一想，不对！马上念“唵嘛呢叭咪吽”，我就醒过来了。三毛是不是在信守她的承诺？传达讯息给我，而我却一再地不敢面对。 我一直把这个疑团放在心里。又过了几年，在一个聚会里我遇见严浩，问他三毛是不是要告诉我什么？信奉道教的严浩，瞪着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轻松而果断地说：“这完全没有关系！”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梦见三毛了。 三毛走后，一直想写一篇追思她的文章。又不知从何下笔，这次看到倪匡的文章，心有所感，才把我跟她的交往片断记录下来。 二零零八年五月一日 拍戏的幕后工作人员称呼我“姐姐”，称呼张国荣“哥哥”，我猜想他们也许认为我们两个是特别需要被宠爱的。 一九九三年我们一起拍《东邪西毒》和《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那个时候我们俩都住在湾仔的会景阁公寓，总是一起搭公司的小巴去片场。有一次，在车程中他问我过得好不好，我没说上两句就大颗大颗的泪珠往下滚，沉默了几秒，他搂着我的肩膀说：“我会对你好的。”从那一刻起，我们就成了朋友。 二零零三年三月的一个晚上，我吃完晚饭约施南生看电影，她说她刚好约了张国荣看电影，她要先问问“哥哥”再打电话给我，我心里纳闷，干嘛要先问他，就买多一张票一起去看好了。 在又一城商场戏院门口的楼梯上方，他靠在墙边对我微笑，那笑容像天使，我脱口而出：“你好靓啊！”他靦腆地说刚剪了头发。 我们看的是《纽约风云》，这部戏太残忍、太暴力了，我看得很不舒服，散场走出戏院，他搂着我的肩膀问我好看吗？我摇摇头，就在他的手臂搭在我肩膀的时候，我被他震抖的手吓得不敢做声。他很有礼貌地帮我开车门，送我上车，我跌坐在后车座，对他那异于往常的绅士风度感到疑惑的同时，他已经关上了车门。我望向车窗外，晚风中他和唐先生走在前面，后面南生那件黑色长大衣给风吹得敞开着，看起来仿佛是他们两人的守护神。总觉得不对劲，回到家打电话给南生，问她Leslie （张国荣的英文名字）怎么了，她说：“问题很大。”我了解状况之后，断定他得的是忧郁症。南生说他的许多好朋友试了各种方法，看了许多名医都没用。我听说大陆有一位医生不管你生什么病，只要用他的针刀一扎就好，希望能说服他去试一试。那段时间正是非典沙士传染最盛的时候，就把这事给搁置了。没想到从此以后，除了在梦中，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四月一日晚饭后南生告诉我Leslie出事的噩耗，我捶胸顿足：“为什么不帮他安排！ 为什么不帮他安排！”其实也不知道那位医生对他会不会有帮助，但还是一再地责怪自己。 Leslie走后，几乎每一位朋友都为自己对他的疏忽而懊恼。他是被大家宠爱的，他也宠爱大家。 岁月太匆匆，转眼之间他走了六年了，今日提笔写他，脑子里泛起的尽是他那天使般的笑容。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已经是第七天了，他的手还在我的头上、身上，动动这又动动那的，他的身影就在我的眼前晃过来又晃过去。我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零乱的二楼小房间里。从来不抽烟的我，无聊地从桌上拿起他的烟盒，抽出一支烟燃上，学着人家吞云吐雾，俏皮地对他说：“你知道吗？我只有在最高兴和最悲伤的时候，才会试着抽烟。”他的手没有停下来，轻声问道：“那你现在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我说：“开心！”他的国语说得好多了。 认识他那年我二十六，独自一人住在洛杉矶，跟他通电话时还没见过他的人。因为他国语不好，我广东话不灵，于是我们在短短十分钟内，用了国语、英语和广东话三种语言，才把话说清楚。 他的手停了下来，带着满意的笑容。我的发型有一尺高，身上穿挂着七彩飘逸的敦煌美女装，摆出敦煌美女的姿势，“咔嚓”一声，拍立得照片出来了。我松了一口气，经过了七天不停地试身，改了又改，电影《新蜀山剑侠》瑶池仙堡堡主的造型终于定了下来。 后来因为这堡主的造型，电影公司的宣传语句从“纯情玉女”转为“中国第一美女”。从此就因为这“美女”的称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新蜀山剑侠》拍于一九八二年，是我跟他合作的第二部戏，第一部是《爱杀》。《爱杀》于一九八零年在洛杉矶拍摄，在这之前的八年里，我所拍过的文艺片，无论是发型、服装和化妆都是由我自己一手包办，所有的戏几乎是一个造型。《爱杀》是我拍戏以来第一次有美术指导。 他重新改造我，第一件事是把我一头长发剪到齐肩，看起来很清爽，还能接受。第二件事，把我的嘴唇涂得又大又红，我一照镜子，吓了一跳，这明明是血盆大口嘛！第三件事，要我不穿胸罩上镜头，这点我是完全不能接受，他坚持，我也坚持，最后他拗不过我，用拍立得照相机，拍了两张戴之前和戴之后的照片给我看，要我自己挑。我穿的是大红丝质洋装，那料子轻轻地搭在身上，戴上胸围，看起来是比较生硬。不戴胸罩那张，很有女性柔美和神秘之感。教我不得不折服于他的审美观。 而《我爱夜来香》（一九八三）是三十年代的戏，开拍第一天，才在片场试装。先定了化妆，再定发型。我的头发要用发胶，把头发固定成波浪形，紧贴着头皮，再将银色钉珠叶子一片一片贴在头发上，最后穿上黑色蕾丝透明背心长裙，外加黑羽毛披肩。就这样从下午四点直到凌晨四点，整整花了十二个小时，我两个大黑眼圈都冒了出来，化妆师又得忙着用遮瑕膏遮住黑眼圈，等到我累得半死才开始拍第一个镜头。爱美的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虽然累，心里还是欢喜的。 第二天拍戏前又花了六个小时造型。 第三天，化完妆，换上粉红睡衣，外罩滚着粉红羽毛的粉红透明飘逸长袍，头上用粉红缎子紧紧地打了个大结，扎得我头昏眼花，四个小时后，他满意地点点头。我无力地伏在桌子上，半天不起来。副导演请我入片场，我抬起头来，一脸的泪水。当我站在摄影机前，摄影师说我的眼睛又红又肿。导演只好喊收工。 《梦中人》（一九八六）有一部分是秦朝的戏，我的妆是白白的脸，粗粗的眉，淡淡的唇，不画眼线，不刷睫毛膏。我简直不敢想象，要我眼睛不化妆上镜头，这不等于是没穿衣服吗？于是我准备个小化妆包，心想等到他看不见的时候我就偷偷地画上眼线，怎晓得他一路跟着我，使我没机会下手。等到站在镜头前，我拿出小包，求求他让我画一点点眼线，他也求求我叫我不要画。我只好依了他，演戏的时候眼睛拼命躲镜头。 看了试片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这么坚持。原来美并不只在一双眼睛，而是需要整体的配合。他所做的造型是有历史考据的，花的时间相对的也比较长，他的坚持是有必要的。 自此以后，我对他是言听计从，他说一我不敢说二，更不敢擅自更改他的作品。 继《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一九九二）之后的两年里，我连续拍了十部武侠刀剑片。也难为他了，在短短两年之内，要造出数十个有型又不重复的造型。 如果说我是个美丽的女子，不如说我的美丽是他的作品。 “他”就是我的好朋友——张叔平。 二零零八年六月九日 她牵着我的手，很实在，很有力，仿佛有股能量经过我的手掌、手臂直到我的心。这是我从来没有的感觉，我一直在寻找原因，是她慈悲？是她有爱心？是她……？最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子？第一次见到她，她很静，不太说话，坐在她姊姊旁边。我对她很好奇，不停地偷瞄她，有时候问她一两个问题，也是一句起两句止。那时候她已经很有名气，我们的戏路截然不同，所以在影圈十年都没有碰过头。我七九年赴美，在美国待了一年多，回台湾转了戏路，才有机会跟她合作，那时候她演的戏多数是社会写实片，角色也多数是黑社会老大的女人，我们合作的第一部戏是《慧眼识英雄》，那是部警匪片。有一个镜头拍她的背影，她依附着一个男人，从码头的甲板走向等着他们的小船。我在摄影机后面欣赏她演戏，她穿着黑色长裤，藏青色风衣，颈上围着围巾，海风把她的衣角和围巾轻轻吹起，我见到的画面是一个飘零的痴情女子紧紧地跟随着她爱的男人。我吓到了！她演得太好了！连背影都演得这么好。那时候我知道我碰到了对手。 第二部跟她合作的是诙谐喜剧片《红粉兵团》，戏里有七个女孩子，个个造型奇形怪状，我的造型是头顶大毛帽，颈系红领巾，腰缠一排子弹，足蹬过膝大马靴，一身劲装，一只眼睛戴着黑眼罩的独眼龙。她戴着一头刺猬状的金色假发，假发几乎遮住她的眼睛，有点怪异，即使如此，她的戏还是七个人当中演得最为入神的。 第三部是《七只狐狸》，有一场戏是我们七个勇猛的女子，一个个拿着枪站在墙头上。在等开机前，几个女孩子叽叽喳喳大声说笑，只有她默默望着前方的导演和摄影机。我站在她左边，彭雪芬站在她右边，我左边站的是叶倩文，我们三人嘻嘻哈哈说个不停，忽然一声枪响，叶倩文的长枪走火，“砰！”的一声打在她的心脏位置，我跟雪芬傻了，只见叶倩文两手颤抖，惊恐地叫着：“惠姗！惠姗！对不起！对不起！”惠姗只转头望了望叶倩文，低头看看打在她胸前那个小泥团，淡然地说：“没事，没事。”我们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叶倩文傻傻地说：“我还以为她会死。”这惊恐后的松懈，笑得我们眼泪直流。笑归笑，我对她的敬佩之心从此开始。 今年九月到上海，张毅和杨惠姗带我参观他们二人打造的琉璃中国博物馆和琉璃工房厂房。博物馆外墙墙角上，铁丝网做成的硕大牡丹花随风摇曳，张毅骄傲地介绍说这是惠姗做的，惠姗微笑着仰望自己的作品。我望着那外形柔软质材坚硬的牡丹花，再望望惠姗，我看不到电影里那个飘零女子的影子，我望到的是信心满满、外柔内刚的艺术家，正如那爬在高楼上的铁牡丹。“惠姗！你真棒！”我由衷地说。 我跟惠姗进入吹制工作室，那里闹哄哄的，室内温度高达摄氏四十五度，因为正中有个大熔解炉，还有几枝喷着熊熊火焰的管子，只见几个大汉头上包着毛巾，大滴大滴的汗珠子往下坠。惠姗见我兴致很高，说要示范给我看。不一会儿她已经加了件藏青色棉制短外套，说是里面那件衣服容易着火。她从工作人员手上接过刚从熔解炉里拿出棍头连着滚烫琉璃的大棒子，一面下达口令，声音洪亮利落，几个大汉迅速地跟随她的指令配合着。那一千四百度熔炉的炉门打开，一股强烈的热气往外冲，她撩起大长棍，就往炉里伸，马步十分稳健，又仿佛孔武有力，就像是置身沙场指挥若定的女将军，他们分秒必争不容有失，看得我心惊胆战。工作人员透过那枝大长棍把琉璃吹制成花瓶。惠姗搬了张椅子坐下：“青霞，我镀金给你看。”话音一落那琉璃火球已伸到了她面前，她淡定自如地拿着一张张金箔纸片，纤纤玉手往花瓶上一挥，空中即刻燃起一团轻火，那金箔就贴在几百度滚烫的花瓶上，看得我目眩神迷。 在琉璃博物馆，我最欣赏的作品是树脂做成将近五米高的彩色千手千眼观音，观音法相庄严而体态轻盈，这是慈悲观音，有四个面相，四十二只手臂，每一只手都有一只眼，代表他眼看众生需求，四面无所不在。我面对观音，说不出话来，事实上说什么也是多余的，我完全可以感受得到惠姗离开影圈二十多年是如何一步一脚印地走到现在。她要花多少个昼夜，用多大的慈悲、耐心和毅力，才能呈现出眼前这座观音的完美化身。 我仰望惠姗，她长高了，不，她变高了，她仿佛变得跟观音一样高，这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她牵着我的手，有股直透我心的能量。 我和惠姗静静地燃上了香，对着观音三鞠躬。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 车子缓缓地驶上山，这里不像香港的夜晚，很静，周围不见一个人，也没有其他车子往返。 我和小秘书下了车，山上的树叶被风吹得刷刷作响，万分寂寥。我们转进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学院是中国庭园式回廊建筑，楼梯转角的灯泡好像坏了，忽明忽暗，我身上那件开司米针织雪白大袍子给吹得飞了起来，心里有点毛毛的，往回看，小秘书穿着一身绿，两手拎着一袋袋东西，正低着头往上爬，那是家里刚煮好的饭菜，热腾腾的，还冒着气。我心中暗笑，这情景好像白蛇和青蛇给书生许仙送饭似的。 “咚！咚！咚！”门打开了，昏黄的灯光下，书生显然已经心力交瘁，见到我即刻露出灿烂的笑容，透着满室的书香，高兴地给了我一个满怀的拥抱。 我环顾书房，室中央放着一个大画架，架板上架着厚厚的一叠像麻将纸般大小的纸张，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和线条，朦胧看见是“俘虏营”、“解放军”、“长春”、“满洲国”、“留越国军”等等字眼。左边长桌上放满了书。我走向窗前，窗外一片漆黑，一座座山深得见不着影，却偶然看见被月光照亮的浓叶在风中起舞，我冲口而出：“这里好聊斋噢！”书生忙摇手认真地说：“你不要吓我！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们把墙边的小圆桌拉开，饭菜摆上，我陪着她吃，碗筷不够，她请小秘书到楼下已打烊的餐厅去借。 她碗筷都拿不稳。我想她大概是饿了，又可能是写作体力透支，我赶紧帮她夹菜，她这才定下来吃饭。刚缓过气来，她说：“青霞，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话说古时候有一位书生到海边散步，见到沙滩上有个活的蚌壳，快被太阳晒干了，便顺手拾起往海里丢去。过了几天，书生发现每天晚上家里都有丰富的饭菜摆着，觉得奇怪。有一天晚上，门外有轻轻的敲门声，书生打开门见到一名美女，美女说她就是那天书生丢入海里的蚌壳。” “哈！哈！哈！……”书房里充满着两人清脆的笑声。 古时候的书生十年寒窗苦读，为的是想高中状元。我这位二十一世纪书生朋友，为了著作一本具有时代历史意义的书，上山、下海、大陆、港、台三地奔波，还要跟时间竞赛，采访生在上世纪初、身历中日交战、国共内战而幸存无几的历史见证人。 在写作方面她是翘楚，在生活方面却是白痴。写起文章没日没夜，衣、食、住却全不花心思。她认为作家不可以太享受，所以没请佣人。你绝对想象不到一个经常要查书看资料写作的作家，家里灯泡竟然旧得昏黄而不够光度。有一阵子教授宿舍里发现有臭虫，书生大惊失色，我请小秘书派除虫专家去杀虫，书生安心了，又很“学术”地说，“这是全球化的结果，美国德国的臭虫都在以几何倍数增加呢。”还好书生巧遇蚌壳精，灯泡不敢不亮，臭虫也没法久留。 有一天陪书生买上台演讲的衣服，我走在她身后，见她穿着几年前我送给她的那条米白七分裤，很是开心，忽然发现裤腿后面交织绑着的绳带，右裤腿绑得好好的，左裤腿两排空空的小洞眼，绳带不见了。也没好意思提醒她，心想她自己会发现。没想到第二天出来吃饭，她又穿了那条裤子（后来在杂志上见她接受访问时也穿同样的裤子。可能那时候已经是一边有绳带一边没有）。我实在忍不住，轻声提醒她，她这才诧异地说她完全没有注意到。我说：“你是我见过最不爱漂亮的女孩。”她趴在我肩膀上笑个不停。 古时候那位书生十年寒窗苦读也未必中举，眼前这位现代书生夏天开工，春天动笔，秋天上市，洛阳纸贵。书名《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八日 琼瑶姊和我的命运，都是因为同一本书而改变了自己的一生，而这本书令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了名。 十七岁那年，高中毕业，走出校门，脱下校服，烫了头发，走在台北西门町街头，让星探发现了，介绍给八十年代电影公司，电影公司送我一本小说——《窗外》。 小说第一页 江雁容纤细瘦小、一对如梦如雾的眼睛、带着几分忧郁。 两条露在短袖白衬衫下的胳膊苍白瘦小，看起来可怜生生。 小说第二页 江雁容心不在焉地缓缓迈着步子，正沉浸在一个她自己的世 界里，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世界。 我当时心想，这不就是我吗？我天生纤细瘦小、敏感、忧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三岁。初中三年加上高中三年，每天上学和回家都得走上十分钟的路。而这十分钟我总是陶醉在自我的幻想世界中，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看完《窗外》，我深深感觉，《窗外》正是为我而写的，而江雁容这个角色舍我其谁呢？ 八十年代电影公司导演宋存寿果然确定由我饰演《窗外》里的江雁容，当时母亲坚决反对我走入娱乐圈。我想拍的意愿正如小说里江雁容爱老师康南那样的坚定，母亲为此卧床三日不起，最后还是拗不过我。转眼间三十九年过去了，当年母亲拿着剧本（剧本里所有接吻的戏都打了叉）牵着怯生生的我到电影公司那画面，仿佛就在眼前。 拍摄《窗外》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戏里江雁容最要好的同学周雅安，正是我高中的同窗好友张俐仁，拍这部戏就仿佛是我们高中生活的延续，对我们来说没什么难度，导演直夸我们演得自然。记得有一场我喝醉酒躺在老师康南床上的亲热戏，我不让张俐仁看，她爬上隔壁墙很高的窗台上张望，我怎么也不肯演，导演没法儿，只好把她关起来，为了这个她气了我好几天。 虽然母亲和我在剧本里打了许多叉，最后导演还是拍了一场接吻戏和许多场夫妻吵架的戏，因为我刚从学校毕业，很怕老师和同学们看到会笑，所以好希望这部电影不要在台湾上演，没想到正如我当年所愿，《窗外》一直到今天都没在台湾正式上映。 琼瑶姊总是一头长发往后拢，整整齐齐地落在她笔直的背脊上，小碎花上衣衬一条长裤。第一次见到她，她就是这样打扮，那是我拍《窗外》四年后的事。她和平鑫涛到我永康街的家，邀请我拍摄他们合组的巨星电影公司创业作《我是一片云》。平先生温文尔雅，他们二人名气都很大，态度却很诚恳，我们很快就把事情谈成了，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拍拍胸口说，见他们之前好害怕好紧张，他们也拍拍胸口说，见我和我父母之前也好害怕好紧张，结果大家笑成一团。 从七六年到八二年，我为巨星拍了八部琼瑶姊的小说，《我是一片云》、《奔向彩虹》、《月朦胧鸟朦胧》、《一颗红豆》、《雁儿在林梢》、《彩霞满天》、《金盏花》、《燃烧吧，火鸟》。 之前的七二年至七六年已经拍了四部不是巨星制作的琼瑶电影，《窗外》、《女朋友》、《在水一方》、《秋歌》。可以说我的青春期，我生命中最璀璨的十年，都和琼瑶姊有着密切的关系。 少女情怀总是诗，那十年我如诗的情怀总是和琼瑶小说交错编织，那些忙碌的岁月，除了在睡梦中，就是在拍戏现场饰演某一个角色，生活如梦似真，偶尔有几个小时不睡觉不拍戏做回自己的时候，我会跑到琼瑶家倾吐心事。琼瑶姊总是奉上一杯清茶，优雅地坐在她家客厅沙发上，耐心地倾听我的故事，我们时而蹙眉，时而失笑，她写出千千万万少男少女的心事，所以我们也有许许多多共同语言，有时一聊就到半夜两三点。有人说琼瑶姊的书是为我而写，我倒认为是因为我的性格和外形正好符合琼瑶姊小说中的人物。 那些年母亲经常为我的恋情和婚姻大事而操心，不时打电话给琼瑶姊了解我的状况，琼瑶姊形容母亲爱我爱得就如母猫衔着她的小猫，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才能安全。最近重新翻看《窗外》，原来琼瑶姊也是这样形容江雁容的母亲。 从十七岁饰演《窗外》的少女，到现在拥有三个女儿的母亲，我很理解江雁容的情感，也能体会江母爱女之心切。心想如果我和女儿是这对母女我会怎么处理。于是我推开爱林的房门，她正坐在书桌前对着电脑做功课，一头如丝的秀发垂到肩膀，望着她姣好清秀的脸孔，我看傻了，她今年十五岁，出落得有如我演《窗外》时候的模样。我坐到她身边跟她讲《窗外》的故事。“如果你是江雁容的母亲你会怎么做？”我很茫然。“年龄不是问题，我会先了解那个老师是不是真的对我女儿好。”“他们年龄相差二十岁欵！”她看我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想笑，小手一摆淡淡地说：“我是不会交这个男朋友的——” 七十年代末，忘了是哪年哪月哪日。有一个黄昏，我正好走在琼瑶姊仁爱路的家附近，突然想起找她聊天，于是就按了门铃。一进门见她神情黯然，垂首独坐窗前的沙发上。待我走近，她幽幽地说：“听说××死了。”“谁？”“我老师。”“……”窗内的灯一直没开，窗外橙红的落日渐渐消失，我脑子里泛起的竟然是读书时期看的一部《窗外》黑白片，电影的最后一个画面是江雁容的背影，她独自走在偌大的校园操场，镜头慢慢拉开，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 琼瑶姊从来没有跟我谈起她的爱情故事。依稀记得平先生曾经说过，琼瑶姊写完《烟雨濛濛》后，从高雄到台北接受他安排的记者访问。回去时，平先生送她去车站，不知怎么居然跟她一起上了火车，在车上聊了很多很多，结果他一直聊到台中才下车，我听了很感动，问他聊了些什么？他说他们的话题围绕着琼瑶姊的小说《窗外》、《六个梦》和《烟雨濛濛》转，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谈《窗外》。 我认为，平先生一定是被那个敏感、忧郁、多情的江雁容和她的创作者深深地吸引了。 二零一一年四月八日 今年七月的某一天，我们在徐克家聊天，徐克很自在地抱着小狗APPLE，他那自在的手，偶尔也会搓搓他那白得似乎没晒过太阳的脚巴丫子，看他搓得自然，我也就不觉碍眼，仿佛他是山上修行的高僧，随心所欲地做他喜欢的事。聊着聊着，他拿起桌上的芒果和刀子，徐太施南生急着叫他去洗手，怪他抱过狗没洗手就吃东西不卫生，我想起他手搓过脚，也皱着眉头扯着嗓子劝他去洗。徐克一动也不动，我只好劝南生去拿条湿毛巾，南生边走边嘟囔着：“用毛巾和洗手到底是不同。”我说总好过什么都不做。话刚讲完，一条雪白湿毛巾已经递到徐克眼前，混乱中芒果已经传到了另一个女孩手中。这女孩从北京来，是演员孙红雷的助手，孙眼很尖，一看这情形，马上吩咐助手帮忙切芒果，那美丽的助手对着芒果发呆，我觉得奇怪，心中暗忖，是不是因为生长在大陆没见过芒果？再仔细一看，原来徐克已在芒果上方划了三刀。 曾经听南生说过，她在一家高级餐厅见过一名高贵女子优雅地吃芒果，芒果吃完，除了表面开的方块小洞和吃掉的果肉，整个果仁完好无缺地包在果皮里。于是我故作优雅地说：“让我来。”接回芒果，我再划上一刀，果皮上有个口字，我把口字上的皮拿掉，递了个小调羹给徐克，问他是不是要这样吃？ 徐克在纷乱中，手还保持着刚才被抢掉芒果的姿势，圆瞪着大眼，还没合上的嘴巴发出一声：“是啊！”我松了一口气：“哦——这样就不怕你手脏了。”徐克这才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芒果肉从那小口子挖出，一勺一勺地往嘴里送，吃完上面和周围的肉，再用调羹把下方的果肉和果皮分开，然后两手拿着芒果两头，把果仁一转，果仁下面的果肉就给翻了上来。就这样，大导演干手净脚地就把整个芒果给干了。 我猜他心里一定在想，我老爷只不过是想吃个芒果，瞧他们几个紧张成什么样子！ 二零零六年八月一日言情小说网 其实自认连信都写不好的我，哪有资格为才子马家辉写序。在我认识他的头三次会面里，他每次都递给我一张名片，并且邀请我在《明报》写专栏，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被他的诚意所感动。 大约在两年前，我和施南生在半岛酒店的瑞士餐厅吃饭，刚好徐克和一位教授在隔壁谈事情，南生知道我不喜欢应酬和怕见生人的性格，事先征求我的同意，虽然我爽快地答应了，但心想这餐饭一定很闷。没想到和徐克一起进来的是一位翩翩风度的青年书生，而我们整晚的话题竟是女儿经，当时非常同情他那爱女儿、疼女儿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很想好好地开解他。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马家辉，他答应下次见面时送我一本书《女儿情》，那是他和太太合写，送给女儿马雯一岁的生日礼物。 第二次见面，是在我从台湾回来的那个夜晚，在赤鱲角的高速公路上，心里有些感伤，拨了个电话给南生，刚巧他们请了马家辉夫妇在家里吃大闸蟹，要我过去，于是我直接从机场到南生家。 家辉太太美枝跟我一样是嫁到香港的台湾姑娘，也是我们林姓本家，聊起天来特别有亲切感，我跟她聊起这两年奔走于台北、香港的感觉，就好比经常游走于地狱与天堂之间，我描述着每当在桃园机场下机，我的心情就渐渐地沉重起来，虽然是大白天，总感觉整个天都是灰暗的。而每次离开台湾的时候，在中正机场，心情已经渐渐地开始放松了。回到香港通常已是晚上，从机场回到家必须经过一条长长的高速公路，公路两旁的路灯，因为车速的关系，形成了两道强光，四周安静无人，仿佛正在经过一个时光隧道，从地狱回到天堂，迎接你的将是欢笑和希望。家辉很安静地听，只问了一句：“为什么你认为台湾是地狱？”我说：“能够经常回台照顾父母，固然是自己的福气，但是所接触到的都是医院、轮椅和病人，心情非常沉重。”家辉递了第二张名片给我（怕我第一张不见了）邀我在《明报》写专栏，我好奇地问：“为什么你这么大胆，敢邀请一位从未写过文章的人写专栏？”他说我能形容出那天堂与地狱的感觉就能写文章。 第三次，也是在南生家吃饭，读了《女儿情》，我说他那爱女之情简直就像在跟女儿谈恋爱，他也挺同意我的说法。内里有些文章让我忆起小时候和父亲在一起的片段。他又递了第三张名片给我，再次邀我写稿。前两张名片真的不知收到哪儿去了，这次我接过名片珍而重之地收了起来。 每天买多一份《明报》，只为了要看马家辉的专栏，专栏里有比较通俗的维园阿伯甲、乙对话，有比较严肃的政治话题，最喜出望外的是读到有关电影的评论，家辉真的是喜爱电影，他从来不曾恶意地批评任何一部戏，总是很仁慈地和你分享电影的观后感。 在《回不去了》一文中讲到王家卫导演的《2046》，梁朝伟提着笔，镜头近摄笔尖，几乎看得见墨水滴下，一秒、五秒、十秒，镜头凝止不动，导演其实在向观众诉苦，这么多年了，我仍然在找寻自己的书写方式。不知道这是不是家辉的心声。不过，此刻我也正提着笔，许久、许久，不知怎么才能写好这篇文章。 不敢赞美家辉的文章，他是不需要赞美的，只想说，看了《爱恋无声》的手稿，一张张纸，几乎张张都能令你产生共鸣，虽然说的是寻常事的寻常趣味，就是因为这些寻常事，使你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知音，他和你谈天说地、诉古道今，使你的情感和灵魂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马家辉《爱恋无声》里提到台湾那些往事，看电影、唱国歌、啃鸭翅膀、戏院门前烤鱿鱼的香味和煮玉蜀黍的热气，使我忆起少女时期，每个周末和几位好同学一起到台北西门町压马路、看电影那种快乐时光，我们几位身穿迷你裙，脚踩凉鞋，神气活现地走在西门町的大街上，好像整个世界就在你的脚底下，只有你才最大。当年我被星探发现，走入影圈而转变了我的一生，也就在这个时期。蓦然回首，已年过半百，这才发现要学习的事情实在太多，时代进步了，科技发达了，过去那些是回不来，也回不去了，我们被时间的巨轮推着向前走，眼睛往前看，偶尔回顾一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午夜危情》里，家辉提到克林顿夫人的脑袋，希拉里说自己的脑袋有几千个抽屉，随时精准开关。 马家辉，你又何尝不是。 香港有了你，将不再是张爱玲口中“一个华丽但悲哀的城市”，它将会是“一个华丽而温暖的城市”。 二零零六年七月四日 “徐克，你看外面！漆黑一片，没有路灯，没有电线杆，只有在路上行驶的车灯。这么静谧，感觉很迷离，很神秘。”在我前座的徐大导演觉得我大惊小怪，不疾不徐说：“新疆也是这样呀！”他在新疆拍摄电影《七剑》，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过了一会儿我又说：“在这沙漠地方，万一车子抛了锚，或其他原因，把我们给扔在外面那可怎么得了？”徐克语调平静地说：“那就是一个故事啦！”到底是大导演，什么事情都能想到故事和电影。我旁边的施南生，这两天出出进进忙着，很辛苦，正闭目养神。 这次迪拜电影节大会颁发“亚洲电影终生成就奖”给徐克。我是因为从来没到过中东，所以跟他们结伴而来，同时也可分享他们得奖的喜悦。 到了迪拜的头两天，眼睛所接触到的都是摩登建筑和所谓的七星级酒店。每家酒店都极尽奢华之能事，有的装饰得像水族馆，客人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观赏深海鱼。有的金碧辉煌，酒店门前那许多和真马一样大小漆成金色的马匹，栩栩如生的奔跑状，异常壮观。我住的酒店，周围是引进的海水，客人可以坐上小船到隔壁的酒店和商场，像威尼斯一样。更奇特的是，在一个大商场里，他们打造了整个滑雪场地，就像电影布景一样，隔着玻璃窗可以看到穿着厚厚滑雪衣的人踏着滑板从小山丘上滑下来。这里用金钱堆砌出他们的梦想，就像拉斯维加斯一样。我看不到中东式的传统建筑，感觉不到阿拉伯世界的神秘气息，有点失望。但是在去会场的车程中，那属于中东的气息越来越浓厚。 车子在行进中，静静的，没有人说话。我暗自庆幸自己这次不是主角，心情既轻松且愉快，我不需要准备台词，也不必做镁光灯的焦点。 一九八一年夏我从加州拍完《爱杀》经过香港，和他们在尖沙咀巷子里的酒吧见面。南生一头短发像个男生，穿着新潮，徐克留着胡须戴着太阳眼镜，旁边还有鬈毛岑建勋，他们既有型又特别。第二天约了徐克在半岛见面，他把眼镜除下，我发现他的眼神很有灵气，他就是用这双眼睛观察演员的特质。第一天到片场拍《新蜀山剑侠传》，他问我可不可以赤脚拍摄，我觉得这个提议太好了，马上就把鞋给脱了。因为演的是仙女，一进片场就给吊上了钢索在空中飞来飞去，好像整部戏里才走了三步路。我每天半夜四点到片场化妆，有时候等了一天都拍不上几个镜头。有一次我在徐克面前大颗大颗的泪珠往下滚：“我化好妆顶着又高又重的假发，在戏里吃苦我一点不怕，不要把我的精力耗在戏外。”在片场威武神勇的大导演这时倒退一步，一对五爪金龙在空中乱晃，惊慌失措地说：“我最怕女人哭了！”我见他这样，反倒不好意思起来。 第二次见南生，是在嘉禾片场。我趴在高台上听徐克说戏，一眼瞥见从外面走进来的南生，她穿着一套紧身窄裙套装，脚踩尖头细跟的高跟鞋，阳光洒在她身上。我从较暗的片场往外看，她的身影周围闪着金光，仿佛是从天外来的女斗士。我跟她是不打不相识。一九八五年拍徐克的《刀马旦》，戏快杀青时，她找我去英国剪彩，我打着如意算盘想剪完彩就直飞美国。偏偏徐克的戏没拍完，还得再飞回香港。到英国的第一天早上，她一个人很优雅地在酒店的泳池边吃早餐。我走向前抱怨行程安排得不妥，让我舟车劳顿。没想到在我眼里一直是女强人的她竟然哭了起来，这倒像是我欺负了她。后来才知道那天是她和徐克的结婚周年，她因为一个人度过而感到难过。这次我们开始互相体谅对方，从此成了朋友。 我和徐克、南生合作过很多好电影，因为这样，我们三个人经常相聚在一起。一路走来他们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我在香港生了根。 车子开到会场之前，经过一个个关卡，他们跟我们要证件，我们都没带，南生说一定会让我们进去的，结果给盘问了半天。这里不像香港，他们可不认识我们。我说：“还好这里没有战争，要不然夜里这样一关关过还真吓人。”原来是有官员要到，所以保安特别严谨。 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见到一座像是古代的城门，前面沙地上点满了蜡烛。进了城门，走道两旁，镁光灯噼里啪啦地闪个不停。我们踏进露天的沙漠会场，像是走入一度空间，那里灯火通明，音乐沸腾，偌大的场地，一个大布幔上打着蓝色巨型的马头。人们拿着酒杯开心地寒暄、拍照、跳舞。我抬头望着天上一颗颗又白又亮的星星，就像洒在银河里的钻石，仿佛天地与我同在，我也不自觉地跟着大家一起随着音乐的节拍舞动。 在沙漠地带晚上气温很低，南生冷得直发抖，每当微风吹过，她就说：“这寒风真是刺骨！”我看她冷得不行，就拿我的披肩，裹着她一身黑色PRADA套装的身体。徐克见我穿得单薄，把他的黑毛衣脱下给我套上。 台上终于报出徐克的名字，我赶紧拿着相机走到台前帮他拍照留念。他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楚，一听到南生的名字，立刻竖起耳朵仔细听。他感谢南生多年来对他无私的付出和全面的支持鼓励，让他能专注地把自己的生命和事业向至真、至善和至美推进。他说没有她就没有他站在台上的那一刻，他高兴在这重要的时刻与她分享“终生成就奖”，同时谢谢她这些年来带给他的力量和智慧，最后他大声说：“谢谢南生！谢谢大会！谢谢迪拜！谢谢青霞！”最后一句是我加的，他没有谢谢我。南生从椅子上跳起来跟所有的观众挥手，观众也报以热烈的掌声作回应。我走回座位，看到我那大红花披肩摊在地上，内心暗忖，怎么这会儿她又不冷了？ 二零零九年一月九日 很喜欢带给别人意外的惊喜。 在香港一个诊所里等候应诊，斜对面坐着两位上了年纪的阔太，他们聊天的声音很大突然听到了我的名字。我和秘书对望一眼，竖起耳朵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大意是说有一个侄子不肯结婚，说世上哪有第二个林青霞。我站起来毕恭毕敬地上前自我介绍，两位太太停了几秒钟，手指着我说：“你就是林青霞？”然后两人捂着嘴拍打着对方笑了起来。有一位太太进了医生房，剩下那位问我知不知道她是谁，原来她就是出名慈善家的太太，这个世界真正小，她的媳妇正是我的牌友。 在台北的一个早晨，太阳暖暖的，我推父亲到国父纪念馆去散心。在湖边的树荫下，有一堆老兵和邻居的老先生在闲聊，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只是很清楚地听到“林青霞”三个字。我知道这是一个让父亲和那些老人家开心的机会。于是我推着父亲上前：“你们好！我是林青霞！”静默了好一阵，有一个操着台湾国语的老先生问：“你就是她本人啊？”然后父亲和老人们都笑了，笑得好开心，笑得好灿烂。父亲很有面子，老人们也开始了他们快乐的一天。 在上海机场，经过海关，海关人员看着我的护照，停了一下，然后把护照交还给我，我心想还好没被他认出来。在候机楼等候上机，那位海关人员一脸肃穆地走到我面前，要我拿出我的登机证和护照，旁边的朋友很紧张，问怎么回事。他身子有些微微地颤抖，紧张的面容，好像要哭似的：“你是不是林青霞？”我心想：“我没犯错呀！”他拿出笔来要我在他的工作证上签名。我和朋友这才松一口气。 小时候住在嘉义县大林镇的小村庄里，经常幻想着，将来有一天大明星会出现在我们的乡间小道上。 小女孩原以为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许多年之后不可能的事竟然发生了：最后回到那乡间小道上的大明星，就是当年做白日梦的那个小女孩。 那年，我带着亚洲电视摄制组回到我小时候生长的地方。街道上空无一人，有一位老太太正朝着我们这个方向走来，摄制组的人正想开口问路。因为我想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所以上前问她我要找的地址。老太太看着这组奇怪的人再看看我，表情很趣致地指着我：“你是不是林青霞？”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写这篇文章，手不沾墨水，桌上没有稿纸，这是我第一次利用科技——“电脑”写出来的文章。 在生活中，往往有某些事或某些话会寄存在你脑海的某个角落。记得十五年前我结婚那天，好朋友施南生在我耳边仔细叮咛：“要学用电脑，将来等有了孩子，才能跟他们有良好的沟通。”我点头称是。十五年后，大女儿都十四岁了，我对电脑还是一窍不通。 始终认为没有电脑的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较接近。最恐惧的是，因为科技的进步，人们与科技产品相面对的时间多了，反而夺走了人与人相处的那份亲切感和温馨感。我排斥电脑，不愿意对着那冷冷硬硬的东西，更怕去按那个键盘，生怕那玩意儿被我一按就坏了。我以为它是世界上最难懂的东西。 在没有走入电脑世界前，我像是在另一个星球的地球人。与自己置身的现代文化脱节了，简直就成了文盲。女儿们一人一部电脑，对着它的时间比对着我多。缺少了与她们沟通的重要工具，感到有快要失去她们的危机。有次我要出门两个星期，小女儿喃喃自语地说：“妈妈真希望你会……”“什么？”她说的电脑术语，我根本听不懂，内心一阵惭愧。现在回想起来，她说的大概是ichat （会用ichat，即使是相隔两地，也能随时看着对方说话，以慰思念之情）。那天和施南生在又一城商场喝下午茶，我长嗟短叹地谈起我的危机。南生跟我讲话向来是好声好气的，那天她好好地数落了我一顿，好像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我这块生铁给敲得当当响，回家后痛定思痛，下定决心冲破怕电脑的心理障碍，把手指伸到键盘上，像婴儿开始学走路一样，先学着插上插座，然后学开机。小秘书在旁耐心地指点，我一个键一个键地跟着她的指示，口里重复着她的指令，进入眼前那个小小窗口，刹那间，仿佛被吸入无边无际的宇宙，周游于信息浩瀚的领域。 第一封电邮是打给施南生，多谢她的数落。南生高兴得连回了三封电邮，又给了几个重要的网址嘱我进去看，她说如果我能够自己帮自己寻找到想要知道的知识以后，将会更容易掌握自己的生活。 以前见了电脑就躲的我，现在晚上哄孩子睡了以后，一个人对着三个“苹果”：“苹果Mac Book Pro”、“苹果iPad”和“苹果iPhone”，一个写文章，一个查字典，一个跟朋友通简讯，忙得不亦乐乎。 跟世界接上了轨，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好像年轻了许多，我一边按着键盘一边在想，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所能够企及的，对古时候的人来说，只有仙人才可以做得到。 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 小秘书说她被骗了。 她说因为她贪小便宜，跟人签了一纸合约，这份合约逼得她在一个礼拜之内瘦了九磅，搞得她苦不堪言。 见她面黄肌瘦，我见犹怜的，仔细打听之下，才知道她签的是瘦身合约。 有一天她接到一位陌生人的来电，对方问过她的年龄、身高、体重后，告诉她以她的年龄和身高比例，应该要减掉九磅，请她到瘦身公司去一趟，公司可以免费帮她减肥。不过要先缴交一万元保证金。果然公司帮她做了整套计划，有专人帮她量身高体重、度脂肪的多少，还有营养师开餐单及吃中药，再加上仪器配合。小秘书求瘦心切，又想可以减掉腰上的赘肉，忙不迭地就把合约给签了。签了约仔细看清楚才发现，原来公司只负责一个月的减肥计划，其他得靠自己，如果在一年之内的哪个月不能保持减掉九磅的体重，就得扣两千，扣完为止。但如果每个月都能够保持减掉九磅的体重，保证金原数退还。小秘书为了保住那一万元，每天晚上只敢吃一个馄饨和一条青菜。 从小就瘦小的我，高中入学第一天，走进教室。全班都说我走错了地方，他们以为我是初中部的，一直到我入影圈拍戏，体重都没法超过一百磅，手臂细得几乎一个手掌就可圈住，那时候我多么希望能多长点肉。记得刚成名的时候，有一天在西门町街头红绿灯前等过马路，因为穿上六吋松糕鞋，站在人群里简直就是高人一等，我听到一片“瘦！瘦！”声，几乎每个人的嘴巴里都发出一个“瘦”字，中间夹着一个女孩子惊恐的声音：“好可怕噢！”那时候最怕人家说我瘦了，在那一片“瘦！”声中，我恨不得马上钻到地洞里。 本来以为减肥这玩意儿跟我永远扯不上关系。在我结完婚生了孩子之后，身材开始发福了，自己倒不怎么介意，因为从来没有尝过胖的滋味，反而欣赏自己胖嘟嘟的模样。有一天施南生来家里吃饭，她严重地警告我不可放纵，好像我的胖是一种罪过。吓得我下定决心第二天开始跑步、游水、节食，三管齐下，才减掉身上的几磅肉。想不到我也有加入减肥行列的一天。 听小秘书说那天在瘦身公司，见到许多阿伯阿婶，还有一些做粗活的。难道他们也想瘦身？ 曾几何时，瘦身公司如雨后春笋，几乎每隔几条街就有一家，有些甚至成了上市公司。 我在想，瘦身公司开得越多就表示那个地方越富裕，因为大家都吃饱了“撑”的。也没听说非洲、印度那些穷苦国家的老百姓嚷着要减肥的。 二零零九年六月六日 每次到纽约都是他来接我，十五年后再次踏足纽约，已是天人两隔。 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参加纽约华埠小姐选美做特别嘉宾的时候，大会带我到第三大道的湘园吃湖南菜，我的座位对正门口，一会儿门口来了一位单眼皮高大个儿身穿黑色过膝貂皮大衣的男人，一进门就潇洒地脱下大衣由柜台小姐接去，威风凛凛的。我看得发愣，大会主席说：“他是湘园的老板。在纽约开了几家高档次的中国餐馆，非常成功，可以说是中国人在纽约的传奇人物。”主席请他跟我们一起坐，他坐下来，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我闷得脸都垮了下来。 他说当初来纽约的时候，女朋友刚在台北一家戏院（忘了是哪家，当时新闻很大）的大火中丧生，他痛苦万分。家人帮他买了机票，给他几十块美金，他就靠着这点钱，来到纽约餐馆打工，赚到第一笔钱后又如何拥有了几家餐馆。 吃完饭他带我们到他另一家餐馆，也在第三大道上，门前两只汉白玉石狮子，很壮观，听说是大陆运来的。正对着大门有一幅巨大的丝制万里长城壁毯，是在中国特别制作的，甚是雄伟。他很豁达，经常听到他“嘎！嘎！嘎！嘎！嘎！”的大笑声。以后每次来纽约做事或探朋友，他都到机场来迎接和热情地招待。有一次他开着大红开篷奔驰跑车，带我和汤兰花游纽约市区。我们有时漫步在第五大道上，那黑色貂皮大衣被风吹起，我隐隐约约见到他腰上挂着有土黄色皮套的小手枪，感到有点怕怕的，他说那是用来保障他的安全，“只是唬唬人，不会用得着的。” 过了几年，他觉得餐馆做闷了，想拍电影，我说：“是朋友的话就会劝你不要拍，如果要害你才会叫你拿钱出来拍戏。”他不听劝，兴致勃勃的，以为最难做的餐馆生意都能成功，拍电影又有什么问题。于是每次回到台湾，电影公司的老板、制片一大堆人都会到机场迎接他。我形容那是接财神。拍电影花钱像流水，对电影圈不熟的他，电影卖座了，不关他的事，片商告诉他结账是零比零，电影不卖座赔了钱又要他付账，就这样在台湾搞了两年，赔了点钱，结果还是回到纽约做他的老本行。又过了几年，他打电话到香港来，说他在南美洲淘金，如果挖到，会有好几百万美金，到时候他会再拍电影。再次到纽约，他那“嘎！嘎！”的笑声由五声变成两声，早已不复当年的豪迈气概。 十五年前我快要结婚的时候，听说他到中国大陆做钻石营销，他说赚的钱会数都来不及数，就像印钞票一样。我结婚后几乎没有到过纽约。后来辗转听说他在台湾中了风，在医院里连医药费都成问题，我听了很难过，马上托杨凡帮我把住院费给带去，没想到他已回了纽约，我把十几年前的旧电话簿翻出来，打电话给他，对方是个大陆女孩的声音（后来听说是他在大陆娶的年轻太太）。那位年轻女子说他中了风，需要做物理治疗，又得不到政府的辅助，很是狼狈。我赶忙寄去他需要的医疗费用。 这次到纽约参加纽约电影节的第一天，我想到那两家餐馆的旧址去看看，导游小姐打听出附近的街道名，却怎么也找不到以前餐馆的地方。我又请她帮我找他的墓地所在，想去祭拜一下。导游笑了起来，她大概觉得我很奇怪。 在回港的前一夜，我央求陶敏明再陪我去找找看，晚上街道上人很少，敏明抓着我的手，机警地向周围望，同时带着我走较亮的街道，我只顾找地方。我们从酒店的第五大道走到第三大道交叉的六十五街，然后往回走，一直走到五十街都找不着，也许是因为石狮子不见了，附近的店铺也改了。敏明怕天晚了危险，“你算是有心了，他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不要再执著了。”她说。 在回港的路上我回忆着，七六年跟他认识。七九年我和汤兰花到纽约住过一段日子，他很照顾我们，帮我们寻找住的公寓、请我们读最好的英语会话学校、带我们去吃好吃的，晚上餐馆打烊的时候，他会在空荡荡的餐厅厨房里，做些拿手的小菜和稀饭给我们吃，让我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 那个时候我们年纪小，没怎么见过世面，到纽约从下飞机起，他就招待我们跑遍全纽约好吃、好玩和时髦的地方，直到送我们上飞机离开纽约为止，感觉好像整个纽约是属于他的。 这次我特别到原是纽约世贸大楼的地方参观，一大片土地堆满尘土和石块，巨型的卡车，出出进进的运送沙石，我脑子浮起了佛偈上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六日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的夜晚，我站在民权东路亚都饭店的窗前，对着窗外往下望了许久、许久。今晚的雨夜和以往的不同。马路上的斑马线被雨水清洗得黑白分明。看不见蓝、也看不见绿。电视上重复地播放着新当选“总统”马英九发表的宣言。 他从八个字“感恩出发、谦卑做起”，开始他的演说。 他说，这次选举不是他个人的胜利，而是全体台湾人民的胜利。 他说，台湾人民要的不多，“并不希望大富大贵，但人民有权利要求，不要过苦日子。” 他表示，胜选虽然高兴，但他了解这是重大责任的承担。 他还说了许多许多的话。 我重复地看着，重复地听着。 他还是穿着选举时的服装，泛蓝牛仔裤，白色黑条子衬衫，外罩红领深蓝背心，左胸挂着国民党的徽章，右胸那金黄色的“2号马英九”闪闪发亮。他没有像一般“总统”，打着领带，穿着笔挺的西装，做着大人物的手势。他喜悦真诚的笑容，他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感觉他就像是每个人家里的大哥哥。 在选前几天，我和几位朋友，因为紧张，和担心再有类似三一九枪击事件的发生，而显得焦虑不安。 这些朋友离开台湾数十年，虽然在国外已有了成就，他们心系台湾、爱台湾，把台湾当做自己的家园，对台湾的关心，并不亚于台湾本土的人。 一九八四年到香港拍戏，一九九四年嫁到香港，虽然居港二十四载，内心里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台湾，台湾也从来没有抛弃过我，对我来说台湾就好比我的娘家，而香港就好比我的夫家。 这次回台选举，三个女儿都很担心我的安全，我告诉他们，如果因为我的出现能够影响到一张选票都是值得的。 二十二号投票日，街上特别清静，没有口号，没有宣传车的喇叭声，没有叫嚣声，街道上的人扶老携幼地默默走向投票所，仿佛心里正在为他们所支持的“总统”人选祈祷着。我双手紧紧捏着身份证和图章，领取投票单后小心翼翼地盖章、吹干、折起，然后丢入投票箱，心想至少我这神圣的一票保证没错。中午打电话给朋友高兴地说我那“林青霞”三个字盖得清清楚楚，朋友惊叫：“不是盖图章！”我张大着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心想之前我再三被嘱咐着要带图章，脑子里从来没想过要用其他章子；等我回过神来，那懊恼简直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想不到我花那么大心思投的竟是张废票。 下午四点开始唱票，看到银幕上马、谢一边一行，一笔一画地写着“正”字，我紧张的心都快跳了出来。直到票数慢慢拉开距离，马赢谢五十万张，我这才松了一口气，等赢到八十万张，我大颗大颗滚烫的泪水不停地往下流，到了一百万张我手脚飞舞着尖叫。在这个时候竟然还不敢开香槟，生怕又有翻盘事件，直到赢了两百万张，我和朋友立刻开香槟庆祝，同时互相拥抱互道恭喜，为台湾重新燃起的希望喝一杯。 马英九的票数比谢长廷多出百二十一万三千四百八十五张，我那区区一张废票也就成了选举中的小小插曲和反面教材。 在这一天中我的心情起伏很大，到了夜晚，当我静下来的时候，回想着我和马英九的三面之缘。 第一次是在二十多年前圆山饭店的聚会里，依稀记得酒会里大多数是本省籍的委员。他穿着深色西装走进来，身材高大笔挺，态度彬彬有礼，他目不斜视，脸上完美的线条，对称的比例，和那诚恳的神情，就好像一张白纸，尚未经历社会的污染和磨炼。 第二次是在二零零五年法鼓山佛教大学的开光大典。我们排成长长的队伍，准备进大堂，他被安排在我和李连杰后面，跟着大队缓缓前进。当时他是台北市长，已从政多年，在复杂的政治圈里，早已经历了许多艰难的磨炼，脸上的皱折增添了许多，但是他谦卑平和的态度却始终不变。 第三次是在二零零六年香港机场的贵宾厅。那时因为父亲病危，我搭最早的班机回台。马市长从新加坡访问经香港回台湾。我知道他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承担着人民的期望。我上前去，叫了一声：“马市长！”我说：“我支持你！” 二零零七年在电视上看到他的清廉受到置疑，明眼人都看得出他所遭受的冤屈。我非常愤慨，见他化悲愤为力量，对着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坚定地说出：“我决定参选‘总统’！”我大声地叫“好！”我请朋友帮我送花到他办公室。卡片上写着：“相信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清廉的！我们支持你！”不久就接到一通电话，对方的声音很陌生：“我是马英九，谢谢你送来的花。”因为没有心理准备，我“哦……”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挤出一句：“我们要把绊脚石变成垫脚石，然后踩上去。” 马英九终于排除万难当选“总统”。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二日